也谈“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读了徐怀启先生在“学术月刊”第五期发表的“从形式逻辑看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一文,其中有若干的论点,我不完全同意,因写此文,以与徐怀启先生商榷。徐先生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补充他在上海哲学学会和“学术月刊”编辑部召开“两类矛盾”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在座谈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这两个名词所表现的概念是不是同一概念?”“如果它们是同一的,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那么,对抗性矛盾也就是敌     

从形式逻辑看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上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哲学学会和学术月刊编辑部所举行的座谈会上,由于胡曲园同志的启发,我曾提出几个有关“矛盾”的问题。后来继续听了其他同志的发言,尤其是听了彭康同志的总结发言,使我重新考虑我所提出的这些疑问。在最近几个星期内,我曾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它有关“矛盾”理论的文件再反复地阅读,我觉得还有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的必要。因此,我借着这一次机会又把这些问题提出。我在上次座谈会里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但对抗性矛盾是否都是敌我矛盾。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曾问,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这两个名词所表现的概念是不是同一概     

在广东历史学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的座谈会上刘节先生的历史观点受到了进一步批判

10月5日,广东历史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談会,討論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刘节先生在会上作了多次的发言,反复地說明自己的論点,对其某些重要論点,作了补充和发揮。参加座談的同志,就刘节先生近两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出的錯誤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特别是刘节先生在会上的发言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問題进行了分析批判。刘节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刘节先生說:我的“天人合一”說,是要以人来統一,而不是以天来統一,也就是以人来掌握自然规律。人掌握自然规律必須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如心理学的自然规律,这是主观方面的;一是如物理学的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讨论——记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座谈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問題,是政治經济学中一个重大的理論問題。中國新經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在去年九、十月里,組織上海部分經济研究者和經济工作者,开了三次座談会來討論这个問題。座談会原定的討論題目是“价值規律在我國过渡时期的作用”,并指出应着重討論价值規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國現階段的作用。随着討論的進行,把間題轉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方面。除了正面討論价值規律的作用外,座談会还提出应討論价值規律和其他經济規律的关系問題。座談所涉及的問題很廣,意見很分歧,甚至沒有完全相同的意見。所談的問題的范圍和角度也不相同: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     

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己增殖”論

去年以来,平心先生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討生产力性貭的文章。他所涉及的許多問題,我們認为大有商榷之处。这里仅就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問題,即平心先生提出的所謂“生产力自己增殖”的論点,提出我們的意見。     

也谈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

最近于几种刊物上讀到一些討論老子問題的文章,不禁見獵心喜,我也愿意談談我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我的看法基本上是同馮友蘭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問題”(1959年6月12、13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看法对立的,因此卽用上題命篇。还望馮先生和与馮先生的見解相同的同志們不吝指正。     

美和美的矛盾规律

在文学批評、文学研究、以及典型問題的討論、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理論的鑽研上,我們总会接触到美学思想、美学原則、美学評价,以及美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美学的問題。这問題原是非常抽象而复杂的。国內学术界关于美学的著作,原不很多。蔡仪同志的“新美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及“談美”等,虽然較有系統,但他們的論点,却不能說是没有問題。尤其是朱光潜先生的見解,更加值得批判和研究。去年文艺报十二期上,朱光潜先生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     

武汉逻辑工作者座谈形式逻辑的对象和客观基础

武汉市逻辑工作者于3月27日举行邏輯学座談会,座談的中心問題是“形式邏輯的对象及其客观基础”。关于形式邏輯的对象問題。有些同志不同意某些教科书中把形式邏輯看做是“研究思想的形式結构的科学”。个別同志認为这个定义源出于康德,康德将思维規律和形式作为一个东西,而且是人們主观意識所造成的,     

略论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話》的“引言”中,毛主席在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对象問題和第一位的工作問題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学习問題。毛主席說:“我的意思是說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在談到学习社会的时候,毛主席又說:“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說,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級,研究它們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內容和正确的方向。”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关于级差地租存在条件的初步认识——与邓翰维同志商榷

在今年第一期《江汉学报》上,发表了邓翰維同志《对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探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級差地租”的形成及其分配問題,而且还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地租理論的一个根本問題,卽:級差地租发生的原因,或者說,級差地租形成的經济条件問題。对这个問題,想談一点极不成熟的看法,井請教于邓翰維同志。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老子書的“其中有物”与“有物混成”怎样解說?

馮友兰先生在“再談关于老子哲学的問題”一文里说: 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沒有看到乙方給我們提出不可解决的問題”(見“再談老子哲学”),乙方說:怎么沒有?二十一章的“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这是屡次提出的問題。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認为这些問題已經解决了。乙方認为,他們仅只是用“死書活讀”的办法把問題滑过去,其实并沒有解决。他們必須把“道之为物”了解为“道之生物”,把“有物混成”改为“有物渾成”,乙     

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

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在《新建设》发表了关于曙石器問題和中国猿人文化問題的两篇文章,以及1961年9月22日两位先生和吴汝康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曙石器問題”,二、人的系统从猿的系统分出来的时期問題,三、“木器时代”或“使用天然石块的时代”問題,四、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問題,五、中国猿人的“骨器”問題。     

再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

在《学术月刊》今年第六期,我曾对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提出批評的意見,并初步討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当时討論的重点,主要是針对着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社会属性”迭一錯誤观点而提出的。对于他的生产力“自行增殖”的謬論,原准备留待以后分析。最近两三个月以來,平心先生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續发表了几篇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进一步为其錯誤观点辯护。因而,引起学术界許多同志进一步展开爭論和严正的批評,我認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本文仍試图着重从方法論上来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的错誤实质。为了叙述的方便,現分为两个部分来討論。一,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行增殖”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二,再評平心先生在生产力“社会属性”問題上的詭辯手法。     

学习列宁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論

在文化遺产的繼承性問題上,列宁提出过許多重要的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則。这些原则,过去是、現在是、将来还是我們对待文化遺产的指針,而且也是我們用以識別和批判文化遺产繼承問题上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的銳利武器。这里,我想談两方面的問題,第一,結合我們近一年来反修正主义的斗爭,談一談学習列宁关于文化遺产繼承問題理論的两个基本論点(革命与繼承的关系;繼承問題上的阶級斗     

再談屈原的生卒

我在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学術”欄發表过一篇“談屈原的生卒”是針对林庚先生在同刊物發表的“屈原生卒考”提意見的。一九五四年二月“歷史研究”發表了浦江清先生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我看后是有意見的,早就想來一个“再談”,竟一直拖到現在。用“歲星紀年”法推算屈原的生年月日,是郭沫若先生开的端,好象信的人并不多。据我知道,对屈原有研究的象陸侃如,李長之……諸位先生一直是用旧說的。記得陸先生还和郭先生曾經打过一次筆墨官司(略見郭先生:今昔集)。这次浦先生     

关于西周社会形态討論中的几个問題——与杨宽、束世澂两同志商榷

最近讀了《学术月刊》一九六○年第九期楊宽和束世澂两位同志討論西周社会形态問題的文章,我觉得有几个个別問題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想在此提出来和两位同志商榷一下。 (一)“人鬲”、“訊”和“臣”是否即是奴隶? 楊寬同志在“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首先根据他的看法肯定了西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他所以有这看法的根据,是西周时代奴隶数量相当大。奴隶数量大了,是否就可构成奴隶占有制社会,已是个还可商榷的問题,这且不说它。楊同志所认为数量相当大的奴隶,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