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世俗化路径比较研究

中国的世俗化程度和水平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很高,这是一种伴随人文精神的内在超越的世俗化.但近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却比西方晚了四百至五百年.中国的世俗化原本是人文主义的,但在演进中却严重流失了精神价值,西方的世俗化原本是神文主义的,在演进中积累了重要的道德资源和精神推动力.中国社会自近代以降在社会转型中同时面临科技(物质)、权力和价值(精神)秩序的三重危机.中国社会在世俗化演进中丢失的是崇高的价值追求、丰厚的文化遗产,借鉴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和制度设计中的新思想、新做法,最主要的是人本主义和科学精神,忽视了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和超越价值.     

认识活动辩证运动的逻辑起点：认识角度——认识活动辩证运动新论

认识活动“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 ,是由自身内在矛盾推动的辩证运动过程。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必须通过制约和影响认识自身的内在矛盾才能实现。认识活动辩证运动的内在逻辑线索 ,是认识活动由其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起点经中介条件向真理性认识结论辩证运动、系统演进的过程。为逻辑分析的需要 ,我们将这样的过程称之为一个“认识单元”。作为认识活动辩证运动的逻辑起点的认识角度及其丰富的内在规定性 ,在理论形态内在角度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论西方价值理论的双重视域

西方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一方面体现为西方哲学对本体的设定和持守,另一方面又展现为对哲学样式及其转型的理论显示。事实上,从更细微的环节分析会看到,在希腊哲学的早期就孕育着哲学板块的某种精神的“裂痕”。在这一“裂痕”的精神版图上可以比较精细地展现着西方哲学固有的、内在的“缝隙”。在此前提下西方哲学自身板块中所包含的深层的“异质性”之存在就有了自身的依据。从历史演进的逻辑观察可以看到,由形而上学自身所引发的对真理本身的沉思与对实践智慧的理解之差异,在西方哲学持续的进程中,有着“海德格尔的路标”式的意义,或许在这一分析的路向之中,才能理解西方价值哲学的双重意义。继而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领略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形而上之追求价值。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当代人精神生活的物化问题及其扬弃

当代人应该从精神生活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超越物化的精神生活方式。本文运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资源,从哲学层面对此问题进行积极探索。首先从精神生活的哲学内涵、内在品质及其存在论意义阐明精神生活的应然状态;其次从精神生活的物质依附化、单向度和病理状态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现实处境加以深刻揭示,并对当代人这种生存困境的原因及危害加以反思;最后在以上哲学思考的基础上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协调发展、内在超越的崇高精神境界、个体性与社会性相和谐、个性化和全面丰富的精神生活等四个方面,向人们展示理想健康的精神生活样式,以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     

评殷海光的中国文化观

本文认为,殷海光突破了早期西化派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历史局限,能够以更为理智、平实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首次尝试确立了一个既超越全盘西化派和极端保守派两极对立的思维格局,又在一定的意义上力图超越“中体西用”等调和论调的中国文化观,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西化派中国文化观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不足之处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理智一层论”的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依然缺乏内在的体认和完整的了解     

乌托邦——当代教育的根本品质

“乌托邦”一词一直被视为空想的代名词。事实上,乌托邦精神更为深刻的、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却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超越,对内在精神的向往与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教育应具有乌托邦精神。第一,人的提升,是当代教育必然的逻辑和核心性使命,乌托邦之路是教育生成人、提升人,走内在超越之路的必然选择。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就难以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第二,有史以来的教育或立足于社会政治理性主义或立足于社会经济功利主义的存在依据、逻辑与旨趣,因而是外在化的、非人化的。当代教育必须摒弃这种工具主义品性,从他律走向自律、从外在走向内在,从而实现乌托邦的理想境界。     

试析本体论在人类理性“终极关怀”中的价值

本体论表征着人对自身生存根据或矛盾的逻辑自觉和文化反省,是哲学思维特征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之生存内在的本体论诉求和终极关怀的理想性表达。本体论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对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     

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视野中,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被除魅化的过程,其结果是遗失了孔子思想的真意,为了客观把握孔子天命观的本来意蕴,依据《论语》中天的功能和孔子本人对于天命的情感态度,可将孔子的天定位为宇宙的主宰者。为进一步判定孔子天命观的超越形态,对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进行辨析,孔子的超越精神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和心学化的内在超越存在差异,孔子的超越形态是中道的超越。这一超越观在战国中期以后被逐渐遗失,但它的重新发掘对于我们客观把握孔子之超越精神以及重建当代国人的终极关怀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