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邻合作 其谋发展

中国在老年人社会福利领域确立了“一个转变，三个结合”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一个转变”：立足于传统意义上的“无劳动能力、无法定义务扶养人、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的福利保障，确立面向全社会老人提供养老服务保障的目标取向，逐步拓展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推进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民政部:着力推动儿童福利事业

健全救助制度 构筑新型模式 工作重点：构筑资金保障与服务保障相结合的新型儿童福利模式 对于孤儿的救助，绝不能等同于低保，它是政府对特定群体的特殊保障，本质上是一项福利制度。在2008年底召开的全国民政会议上，李学举部长明确要求：“对孤儿，要根据儿童发育成长的需要，科学制定全国统一的最低养育标准。”为此，民政部制定并颁布了两个标准，即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600元的最低养育标准；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每人每月1000元的最低养育标准。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启示CSSCI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学者围绕本国的安全政策展开了论争。以高坂正尧为首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秉持以“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为核心概念的“综合安全保障论”,主张坚持《防卫计划大纲》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清水几太郎等学者则立足于“传统安全保障论”,向“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认为只有大幅强化军事力量才能应对苏联的威胁,呼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过GNP 1%的限制。思考这一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不仅可以反思先行研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作为“去安全保障化”的日本宪法

将某一问题归类并宣示为安全保障问题为“安全保障化”,不将某一问题作为安全保障问题为“去安全保障化”。“去安全保障化”是有益和有效的思考方式,因为它意味着以通常的政治轨道（民主主义＋人权的程序）处理该问题,这是对立宪主义统制和法治的贯彻：《日本宪法》第9条第2项作为“去安全保障化”规定,不应当被修改。     

上海——倾力构建适度普惠型养老福利

在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上海积极应对养老福利方面的挑战，开拓思路，谋划对策，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上海市情、市力的解决之道，从侧重“基础保障”到关注“福利提升”，即由“补缺型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福利”转变，推动了养老福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使广大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基于人员安全保障的视角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加强信息领域的国家安全治理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愈加迫切，而对关键岗位和要害部门的任职人员加强安全保障，已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研究六个国家的信息安全治理领域人员安全保障制度与实践，我们发现域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制度的共有规律，即适用范围兼顾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法律规范着重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组织框架的职能相互补充与协同，运行流程“大体一致、略有差异”。同时，域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专业人才力量不足、对人员安全保障的质量控制有限、人员安全保障绩效不高等问题。我国在发挥信息安全治理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可参考域外相关经验，进一步明确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适用范围、完善国家信息安全治理法律规范、健全国家信息安全治理工作体制、优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运行机制，以全面提高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能力。     

“困境儿童”的概念及“困境儿童”的保障原则

2010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我国现代孤儿保障的制度建设开始起航。2011年，这项制度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地方还结合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为目标，致力十拓展制度覆盖范围，力图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儿童。比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关干进一步加强本市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将“在传统孤儿范围以外因父母双方失踪、重度残疾或服刑而无抚养能力的术成年人”均纳入保障体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苏联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关键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在苏联文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也是苏联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吉洪诺夫作了《现代世界进步文学的报告》，他以“世界进步文学”为核心观念描画了一幅世界文学地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进步”的政治性成为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1957年4月，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关于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从文学内部发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性”因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性”在于“民族普遍性”与“理想超越性”的统一，它立足于各民族共同的传统，同时又超越各民族局限，强调一种对世界性理想存在的表达。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世界文学理论的构建，应该尝试建构一种新的不同的对“文学”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     

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到“反击能力”——日本构建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意图与实施前景

2022年末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保有所谓“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变相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表面上,日本意在增强威慑力以应对中朝等“周边威胁”,同时提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互助性以减少“被抛弃”风险,但实质上,日本意在由此进一步增强军事行动自主性,以渐进式突破实现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同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构成要件,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提升日本的领导力,服务其“大国化”目标。保有及运用“反击能力”存在法理争议、面临国内及周边国家反对、防卫费来源等现实障碍,构建远程打击能力在具体推进中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辩证地看,日本此次修订安保政策文件已完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防卫性到攻击性的实质性转变,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出租车司机劳动权保障的问题与对策——以南京市出租车“公车公营”为例

2005年南京市实行出租车“公车公营”体制,希望一揽子解决出租车行业的顽疾,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一些深层的矛盾并未解决,如司机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等劳动权的保障问题,混淆劳动合同与承包合同以及出现了“阴阳合同”的问题,出租车公司利润下降、管理难以到位的问题等等。需要从体制上对此加以变革,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依法规范合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界定和平衡各方权益,以实现对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护。     

中国社会福利的改革与发展

背景提示：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普惠型社会福利不同,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福利主要是通过举办社会福利机构,为“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等“三无”对象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服务保障,是一种补缺型的社会福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新的增长点,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目前,全国有各类社会福利机构4万多家,收养老年人、残疾人、孤儿119万余人,有社区福利服务设施23．6万个,在保障社会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二五期间儿童福利机构养治教康所需设备配置讨论会在京召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继山西太原“蓝天计划”设施设备清单研讨会后，10月27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儿童福利处在北京召开了“十二五期间儿童福利机构养治教康所需设备配置讨论会”，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江苏省靖江市老龄工作出现“四有”新面貌

近年来，江苏省靖江市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以幸福老龄为目标，抓载体，搞创建，老龄工作出现“四有”新面貌。     

农民群体的保障观

农民的社会保障近年来备受关注,但观念层面的讨论却很少出现在学术视野当中。保障观的研究有助于自下而上地理解农民作为底层群体的生存及发展状况,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本文从农民立场出发,透过农民个体的生命历程及家庭中重大事件,分析农民“浸润”在日常生活中的对于保障的看法,从中探究作为农民“生存之道”的保障观的形成及意义,使社会保障研究和决策真正了解到他们的需要,真正有利于农民生存状态的改善。     

临邑被列为“全国农村特困群体医疗救助工作示范县”

2003年,临邑县作为山东省农村社会救济工作试点县之一,工作上因地制宜,以保障农村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为目标,全面整合农村救济工作,初步建立了以“四项制度”为基本框架,以社会互助为辅助,以“两证、一卡”、“两个统一”管理运作     

谁来保障“最后一道保障线”

救助城市贫民,落实社会保障职能,是政府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在我国现阶段的保障体系中,只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完全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制度性保障,是满足我国城市贫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它的保障对象: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     

低保阳光暖“剑邑”

位于江西省中部的丰城市现有农村低保对象15797户、37902人，占农业总人口的2．7％。为使农村困难群体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该市从2006年8月起，把实施农村低保政策作为“民生工程”的重头戏，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基本形成了“保障标准有升有降，保障人员有进有出，保障制度规范健全，政策运用覆盖到位”的农村低保格局。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被称作是城镇居民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本文阐述了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历史和现状．在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基础上,探讨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