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经济伦理思想

法家是先秦时期提倡法治的学派。这个学派在战国时期属显学，是个大学派，而且分支众多，各诸侯国几乎都有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但从法家思想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主要可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法家学说衰落探源

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起源很早，春秋时期，即出现了倡导以法治国的法家人物，如管仲、子产、邓析等。他们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组成。但他们并不同于古代西方的那种法学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共同政治主张而思想又各有其特点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界一般将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为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等；将战国末期的法家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是齐国法家，韩非和李斯。尽管先秦时法家人物众多又各具特色，但总体来说，他们一致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这一体系中，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君权与法权的统一 权治与言治的结合——论中国封建法制的本质特征

中国封建法制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号称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它是中国封建专制的主要工具,从理论到实践,都以先秦法家肇其端。汉以后,儒法合流,礼法并用,形成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基本格局。外儒内法(仁义、德治其表,刑罚、法治其里),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法家的法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其最高代表国君的意志和要求。所谓“以法治国”,实质是以法治民,对广大人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先秦法家思想的深刻底蕴和精神品格

先秦法家思想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思想的集中概括和反映,其哲学底蕴、价值观念、治国主张以及人文精神,都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正是它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并一度独领风骚的活力所在。一朴素的进化史观,是先秦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     

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的“儒法分野”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分别采取"法古"与"变古"的不同历史观,提出了"礼治"与"法治"的不同政治法律替代方案,选择了"德"与"刑"的不同治理手段,进而在形成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儒法分野"的同时,也型塑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变迁的基本脉络。     

中西古代“法治”思想之比较——评析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理论的异同点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理论分别代表了西方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最高水平,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     

钱谦益入清后诗“诗其人”辩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从清初以来便被指责为"作伪"、"自刻饰",甚而说是"表演"。由于论诗逻辑的武断简单,使钱谦益诗处于百口难辩的境地。分析话语者的时代和心理背景,考察钱诗所写的事与情,我们认为,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是真诚的,符合他"诗其人"的诗学理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志行,亡国之痛,沧桑之感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共有的感情。在钱谦益评价上,我们不能以其曾经有过贰臣的经历而重蹈前人的覆辙。     

先秦儒家的夫妇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先秦儒家的夫妇伦理思想以"男女有别"为自然基础,以"俗世之情"为生活内容,以"夫妇有别"为伦理要求。其演绎的逻辑元点在于"别",即以"男女有别"为自然基础,突出性别角色和自然分工;而最终的演绎结论也在于"别",即强调"夫妇有别",强调家庭角色和社会分工,以维护社会尊卑秩序,体现了周代宗法制社会,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伦秩序的不断强化,呈现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特点。当代家庭伦理建设应借鉴先秦儒家夫妇伦理思想的精髓,在"夫妇有别"的基础上合理分工,团结协作,使夫妻关系由"博弈"走向"共赢"。     

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

学者多认为西汉酷吏群体与秦代的法家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具体到西汉河东盛产酷吏的现象,无疑与法家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学术史角度看,三晋本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在战国时期,河内、河南分别受到相邻地区的儒、道文化浸染,唯有河东因其独特地理形势,保持了强固的法家文化。从军事角度看,秦汉之交的战乱对河东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好地保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秦王朝政治文化风格的遗留较为沉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戎狄与相邻的边地文化形态曾是促使法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代的河东地区虽是内郡,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边地气息,这为酷吏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西方自由思想自传入中国,其命运多舛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有人以为,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便预设了其命运。我们认为,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并非“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导致他们传播“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自然不能游离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的限制。明乎此,我们才会理解“自繇”思想为何在中国社会难以安身立命,而不轻易地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布道者们进行情绪化批判。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

唐宋之际 ,社会审美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士大夫的观念中成为一种审美理想。“逸”是文人画的精神核心。宋代文人画 ,为了高扬主体情志 ,不仅要超越形似 ,而且要通过简化、变形等艺术手段 ,使画中的形象与所画的事物产生很大的间离感、陌生化 ,从而突出主体的情志。从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而言 ,“逸”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创造 ,这种创造必然表现为对技巧规范的超越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东汉文人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的错位

东汉文人文学的创作理念表现为对先秦以来儒家文艺思想的一种总结和继承,它更多的是强调文艺的功利性质以及和社会政治、道德等因素的联系,具有鲜明的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特色。从总体上说,东汉文人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对非儒家的文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张扬个性和单纯唯美倾向,始终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戒备和防范,或闭口不谈或改头换面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但实际上,东汉的文人文学创作中又涌动着一股潜流,若隐若现地跳动着与传统思想不谐的杂音,表现了文学的私人性,直至在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理念与文学创作实践错位的作品,而错位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从质和量上为魏晋文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为文学的自觉提供了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