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精狐故事》后记

《辽西精狐故事》后记张春丽《辽西精狐故事》出版问世了。这是开采挖掘辽西乡土文化、丰富发展民间文艺学所取得的又一个成果。这次编选入集的故事都是在本地长期流传、反映民间信仰习俗方面的故事。故事的流传在地理上以锦州这一入关“咽喉”为中心，覆盖了包括义县，北...     

唐代小说中的民间信仰

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承载并推动了具有重情特色唐小说发展的步伐,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着重表现了唐代青年人不被接受的爱情,具有时代进步色彩;唐代精怪信仰故事延续魏晋以来精怪故事模式,因富有谐趣精神在唐小说中自成门类,并成为精怪小说的一种传统模式加以延续.神灵信仰作为权力的代表在唐小说中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神灵的权力在世俗信仰世界的不断下降,一是人性化色彩逐渐加深,而后者正是唐小说最根本的风格和特色所在.     

民国时期“母题”概念的引进及其应用

民国时期的“母题”概念先由民间文学、民俗学开始使用,然后进入到古代传说故事与小说的本事考证、故事来源与流变考辨之中,再由古代传说故事、小说的本事考证到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母题”概念是舶来品,但它与中国学术传统———考证研究相结合却使民间故事、古典小说研究都取得巨大成就,也使“母题”研究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探析唐传奇的特点

中国古典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漫长的过程 ,从先秦的“小说”发展到汉魏六朝的小说 ,小说的概念更变了。唐传奇的出现 ,使小说有了质的变化 ,它以独特的文学样式表现和描写社会。它的出现 ,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因此 ,准确的把握和研究唐传奇的特点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用比较的方法 ,对唐传奇小说的特点作一些尝试性的探析     

狐信仰兴衰原因的民俗学研究

狐信仰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历史悠久,深入民间.它的萌芽、发展、兴盛、衰败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它的兴盛和衰败原因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角度分析了狐信仰的兴衰原因,并就近年来狐信仰的复兴提出了文化层面的解释.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汉魏六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志怪小说为中心

道教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道教一方面不断吸收民间宗教思想,另一方面又尽量将自己与民间信仰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边吸收一边排斥的过程中道教逐渐成熟,成为了中国的正统宗教.早期道教的成长过程在志怪小说中多有反映.本文以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为主要材料,结合道教经典与历史文献研究早期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东干小说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异——《惊恐》与“刘幽求故事”之比较

东干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创作的小说《惊恐》与唐传奇《三梦记》中的＂刘幽求故事＂有着惊人的相同故事结构,两者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东干小说作家是在苏俄文化环境中开始文学创作的,通过比较,依然可以看出东干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之间的继承关系。东干作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前苏联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另一方面通过东干民间文学,尤其是通过东干民间说书人的表演可以接触中国传统小说。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搜神记》故事的民间信仰及其文化模式举隅

干宝《搜神记》是著名的志怪小说,因其对民间生活与神怪信仰的直接反映,可视为研究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史料。通过故事抽样可见其民间信仰的模式特点：民间相信无名神祗可以定人生死,但是其兼具通融人情的特点;平民百姓的日常修为,可以作为与神商讨自救的资本。这种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     

对余华《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的解读

《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都以“爱情”为主要词汇命名,都以先锋小说著称,创作时间前后仅相隔半年,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意味深长的关联。《古典爱情》通过“虚伪的形式”,渲染了暴力血腥、人性之恶及神秘宿命,显示出明显的先锋元素;《爱情故事》则注目于世俗生活,通过现实事象直指人性的麻木与生活的无奈,属于典型的民间叙事,从《古典爱情》到《爱情故事》,暗示着余华从现代到传统、从先锋叙事到民间叙事、从虚伪到真实的创作理念的变化。     

钱穆的中西文化差异观

钱穆先生在其众多的著作和论文里,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他从中西不同的民族性格、经济特征、宗教、科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阐述了中西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特征是产生中西不同的文化特征的主要原因.     

从《太平广记·狐》看狐意象的演变类型

《太平广记》中的狐可以分为雌狐、雄狐和佛形狐三类。雌狐意象经历了一个由瑞兽到妖兽,从美人狐到人性狐的变化过程;雄狐有邪恶之兽与博学书生之别;佛形狐是唐代特有的文学形象,反映出唐代崇佛的风尚。     

《诗·齐风》雄狐意象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狐"在先秦时代是作为瑞兽出现的,没有"淫"之意。《诗.齐风.南山》以"雄狐"起兴主要是因为狐在上古时曾作为高禖神。以后狐意象的发展分为两枝,在文学作品中则逐渐发展为"狐狸精"妖精形象,而在民间则逐渐发展为狐仙崇拜,走上神坛。     

20世纪后半期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战争观

20世纪后半期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一方面因其对战争的政治层面的透视与表现而体现出革命战争观的政治认知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在战争与人性层面上凸显战争暴力对人性的扭曲、伤害,以及对战争暴力的纯审美表现而体现出战争本体性的认知特征。这种战争认知特征的转向,不仅使中国战争小说创作表现出超越性的特征,也使中国的战争文学体现出走向世界,与世界战争文学接轨的鲜明特征。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萌芽阶段的传播者研究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萌芽阶段,传播者主要是从业余民间艺人逐步发展而来的。到唐五代时期,传播者的范围已扩展到整个社会,就连宫廷中说唱伎艺的传播者也多讲述民间故事。并且,从里巷小语者到职业说话艺人,通俗叙事文学的传播者已经一步步走向专业化,而用白话创作通俗小说的书面传播者也已经出现在社会下层。     

论“人”的含义与价值——《马桥词典》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比较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词典体的文本形式出现,背后隐藏着他对人性、人格的高度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则从叙事者的角度出发,表达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两部小说有着相同的主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描写丧失话语权的小人物,表现他们的悲苦命运;探索“人”的价值,表现他们在生存重压下人格的裂变;描写女性命运,揭示造成她们悲剧的根源。在小说创作上,二者也有着相同的表现手法,都运用了复调的结构,通过“我”和他人的叙述交叉推动情节的发展。     

明清避灾驱疫、民间救助的伦理言说

驱疫避灾是古代重要的民间信仰,也是明清御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古代灾害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明清灾害、御灾文学书写同民间信仰研究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探讨,可以补充以往研究之不足。讲述疾病瘟疫的民俗叙事,极为贴近人们的生命体验,其民间信仰的恒定性、广泛性特征非常突出。在进一步挖掘人们御灾信仰及其文化心理深层次内涵的同时,寻究明清御灾书写中驱疫避灾风习,对行瘟布疫的伦理选择、惩恶扬善的伦理教化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不仅有助于加强灾害学研究的人文精神,还能深层挖掘御灾书写的伦理倡扬功能及其警世正俗的现实意义。     

“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的发展印迹

女娲氏是中国人的始祖神、创世神,女娲神话是中国的创世神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女娲补天的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产生持续影响。＂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出没幻化,在《豆棚闲话》、《红楼梦》、《五色石》、《新石头记》等书中一再现身,从五色之石到幻形入世,＂补天石＂经历人化的过程;＂补天石＂故事在小说中不断发展,反映出时代变化,也反映出人对自身生存对文明认识的发展,更反映出小说的演变。     

中国当代民间说唱艺术的生存与经营

中国民间说唱艺术是中国文学和各类艺术的母体,孕育了小说、戏曲等,并对音乐和舞蹈等有明显影响,研究价值较大。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经济体系,民间说唱艺术原有的市场体系被改造。政府通过“划分经济成分”等行政手段改造了说唱艺人,说唱表演场所也被国有化。说唱艺术创作体系被国有化改造,创作者的利益难以保证,生产体系被阻断。改革开放后,说唱艺术的国有经济体系逐步变革,说唱艺术团队多采用双轨制经营。部分民营团队回归传统经营方式,借鉴了现代市场化的经营,生存状况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