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实观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文章基于马克思的现实观探讨如何切中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启示,即以马克思现实观的核心内涵——"实践的创造性"为出发点,突出马克思的现实观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变革和改造,这样才能突出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首先,要把握中国社会现实,明确社会实存的本质,以及还原现实,对现实客体(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其次,国家治理要把握理论-现实-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再次,还要运用马克思切中现实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     

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虽未明确论述无产阶级国家的治理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俄国的政权实践所展开的理论探索,却具有重要的国家治理意义.这些可贵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它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根本的政治逻辑,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治国理政思路,其对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息息相关。"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指涉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其中,"公平"体现了国家治理在目标层面的导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内容层面的标准;"公道"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社会公正是相谐一致的,要培育和践行公正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定向导航;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国家治理固本强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核心引领。     

“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7月8~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旨在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探索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治理经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学术参考与智力支持。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准确深入地探讨国家治理的概念内涵,将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建设事业同步进行,不仅是我国克服社会转型发展问题的必然路径选择,更是我们在总结、借鉴国际经验与反思改革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凝炼我国社会的公共价值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     

略论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是由邓小平国家治理、国家发展战略思想上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行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邓小平国家治理的目标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善民生,实现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在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强调"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需要"。以"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以健全制度和完善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以调动各方积极性来实现治国理政,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层面.我们党两次以中央全会决定...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杰索普国家理论述评

杰索普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首先,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批判理论的适应性;其次,他重新发现了普兰查斯的学术价值;再次,他用策略关系理论代替了"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最后,他通过"治理国家"概念为未来的国家形式提出了有益的理论展望。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杰索普的方法、框架和范畴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综合性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统治、结构耦合与策略国家、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时空定位与尺度秩序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概述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方法、框架和范畴。杰索普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前学科"与"后学科"方法的国家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俄语为联系纽带的独特"语言国家群体",即俄语国家,主要有"东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八个国家。无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还是当代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阶段,语言法治化一直是俄语国家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进程中存在诸多表象性的关联,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背后,存在深刻的文化隐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入地探寻多语种国家语言法治化背后的文化机理,既能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看不见”的治理——美国19世纪国家治理模式探讨

美国早期联邦政府并不是无为而治,而是实践着现有理论无法识别的独特治理模式。联邦制不仅是保障地方自治权的宪法设计,同时也是欧洲模式的财政一军事国家构建的必由之路;在联邦有所为的治理领域内,美国的国家构建者以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推行着多种简约治理的机制;美国早期国家也不是普遍均质的,而是一个主要运转在西部陆地边疆和东部水域边境的国家,因此处在普通民众的"视野之外"。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国家治理前景:国家认同视角下的分析

国家认同是指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所具备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是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国家认同建构则是表示现代民族国家大力推动国家公共权威建立,使国家的个体成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措施和过程的现代政治概念。经过近13年的"反恐战争",美国及其联军于2014年年底撤离阿富汗。阿富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仍制约着"后阿富汗战争时代"的阿富汗国家治理活动: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困难重重、安全力量保障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景堪忧、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上述一系列因素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成为制约阿富汗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认同的建构对维护阿富汗各民族和谐的民族关系,缓解国内对抗与冲突,营造有序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为阿富汗国家利益的最终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家认同视角分析"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的国家治理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判转型期阿富汗的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任务。应当弄清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它的内涵及其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可行的路径。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安全能力,是制度合法性能力,是国家应对压力实现变革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应当具有并能够不断提高应对治理生态形成的由要求表达、输入形成的压力膨胀、压力超载或系统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实现变革创新的能力。最根本的是要推进国家职能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论通过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然之义和有力保障。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的制约,考核评价机制的影响。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勇于从过往人治思想的惯性与人情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利益固化的局面,解决好制约党依法执政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完善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为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提供外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