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阅读史视域下纂修《四库全书》的历史意义

从阅读史视域探讨《四库全书》纂修的书籍史意义可知，清代统治者以政教意图及政治权力的主动介入，通过纂修《四库全书》确立彼时阅读的“官定”文本，限定阅读活动的文本、内容、传播渠道及意义指向，促使阅读活动靠向彼时的政教意图，试图以此实现“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的目的。这就限定阅读者对文本意义的个性化“体验”，使阅读者被迫全方位接受彼时的官方意志，最终建构一种清代政统所需的阅读信仰与知识谱系。     

《红楼梦》悲剧性精神新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其悲剧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人的悲剧,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意义,深入传达出曹雪芹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因此《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精神还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与探索性。《红楼梦》文本全面而客观地展示出在以伦理道德统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导致了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产生、交织与纠缠。《红楼梦》悲剧性精神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曹雪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异质同构,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还有时代、社会、历史、民族审美心理等重要元素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发共同建构起《红楼梦》文本悲剧精神的高楼大厦。《红楼梦》的悲剧性精神形成了《红楼梦》崇高的美学风格。     

“家族累积说”:《红楼梦》作者的新命题

《红楼梦》作者及“原始作者”问题的考索是近年来红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简单地将这部作品视为曹雪芹一个人草创完成,《红楼梦》文本内部的很多矛盾现象则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探索“原始作者”如果诠释过度则有可能走向误区,并有剥夺曹雪芹“著作权”之嫌.本文从《红楼梦》文本内部分析入手,结合脂批等清代文献提供的丰富信息尤其是这部作品成书过程长期性的实际提出《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的新命题,试图对作者问题上的种种偏颇加以节制,从而更恰切地把握《红楼梦》诞生过程中的文化语境并对作品文本的复杂构成状况加以阐释.“家族累积说”的提法还可以与红学界已取得的“曹学”成果挂钩,启示人们去探索曹氏家族的遗传基因特别是曹寅的文化素养对曹雪芹直接或间接的可能影响.这个新命题是在综合“世代累积”与“文人独创”两种写作类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与所谓否定曹雪芹“著作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一种奇特的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成因

在《红楼梦》问世迄今二百余年的复杂接受史中，索隐派的阐释活动构成了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脉虽屡经考证派等红学主流的严厉批判，然历二百年而绵延不绝，至上个世纪转加兴盛，这种奇特的阐释现象背后实有其深刻之学理动因。即1、以经史之眼观小说及民族主义的期待视野；2、《红楼梦》文本之特殊性提供的索隐空间；3、考证派自传说的缺陷。最后得出结论红学索隐派的兴起及不绝如缕，是《红楼梦》文本外部、内部各种合力推动的结果，自有其学理上的必然性。并由此可以预言，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解读的阐释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消亡。     

《红楼梦》钗黛形象的文化解读

在《红楼梦》研究中 ,对“钗黛”形象及其价值的探讨已很多 ,但从历史、文化视角总结“钗黛”型知识女性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者还不多见。黛玉追求精神唯美与宝钗强烈自我价值欲的历史承传性及“钗黛合一”价值追求的悲剧性 ,揭示了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自我历程的曲折性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探究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是新课标下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七单元的教学任务，它一别以往的长篇作品节选式教学，对经典文本阅读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这一任务的完成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红楼梦》篇幅长、阅读难度大，加之高中阶段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在教学策略上要有诸多考虑。应以激发兴趣为核心，有效利用课堂引导、定期读书会和线上交流平台等方式，营造良好阅读氛围，点燃学生整本书阅读的持续性热情，对经典文本产生艺术的敬畏感和求索之心，从中获得经验，汲取力量，提高认识，寻求自我超越。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金圣叹小说评点技法的当代价值：由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生发

金圣叹在进行小说评点时使用了许多实践性较强的阅读方法,如细读法、整体法、出入法等。这些方法不但在当时对读者领悟作者创作本意、欣赏文本佳境有导读之功,而且在现今也可对读者阅读与经典文本影视剧的改编起到启示作用。以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一剧改编中存在的不妥之处为例,说明金圣叹小说评点所使用的阅读方法——细读法、整体法、出入法的当代意义。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坚持“三导”原则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由原来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课堂活动的引导者，要更加重视个性化阅读教学，着重于调动学生的个体阅读体验，强化学生的真实感受，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效果。因此，必须在阅读教学中坚持“三导”原则：导学，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之中”；导情，引导学生“体验作者之情”；导恩，引导学生“领悟人生之理”。     

论乾嘉时期藏书家的通俗小说阅读生态——以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及其交友圈为中心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体现出乾嘉时期藏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生态。围绕在《阅红楼梦随笔》周边的早期读者多系周春同乡亲戚、学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通俗小说阅读、品鉴群体。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周春将治经、治史之法折射入小说,形成其独特的索隐范式。而同乡学友间的交流与书籍传播,使浙西成为《红楼梦》阅读、研究的重镇,索隐方法蔚然成“派”。透过考察其索隐方法、观念之来源,辨析其治学理念之得失、文学思想之倾向,可以进一步挖掘本时期藏书家、考据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研究方式,以及通俗小说对本时期学术、文学诸核心问题的影响。     

论弗·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女性构想——重读经典《路清德》

本文从女性视角重读弗·施莱格尔颇受争议的经典小说《路清德》,剖析施莱格尔在作品中对女性富有“创生精神”的爱、“移情”法则与现代婚姻观、“两性同体”的人类构想,展现女性引领人类上升的轨迹,勾勒出两性未来世界的理想图景,《路清德》也由此成为解读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对女性精神构想的艺术范本。     

《红楼梦》描述女性之探析

作者认为本文就《红楼梦》如何写女性进行了初浅的探讨，认为在贾宝玉意淫之下，《红楼梦》中女性是“闺阁良友”，是受喜爱和倾慕的对象，从而证实了在当时封建礼教及各种清规戒律之下，《红楼梦》的女性很难摆脱自卑、自抑及从众心理。     

对红学未来的探讨

在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与会者满怀信心地探索了红学的未来。红学家周汝昌在会上首先提出《庄子》分为“内篇”、“外篇”,红学研究也可分为“内学”和“外学”。“内学”的研究,以作品本身为主,也包括版本问题。至于“外学”,则包括时代背景、历史、作者等等。台湾省红学家潘重规指出:“‘内学’是《红楼梦》的精神内涵,这种内在精神可以在自己内心产生力量。如何确定这股精神内涵的对错,则有赖‘外学’的种种考证来加以印证和确认。”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内学”、“外学”似乎有轻重之别,应该是“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才对。威斯康星大学红学家周策纵提出《红楼梦》还可分“内务”、“外务”和“内行”、“外行”。赵冈先生是经济专家,《红楼梦》研究对他就是“外务”,而周汝昌一辈子钻研《红楼梦》,红学对他就是“内务”了。他还指出有许多喜欢《红楼梦》的“外行”,也可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卞之琳《海与泡沫》细读

卞之琳的小说《海与泡沫》描写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垦荒生活。小说文本采用了两套话语：一套是大家经常在各种集会上看到、听到的“原则”、“纪律”；一套是要靠别人作注释才能明白的、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说的话语。在这两套话语中，后一种话语不仅常常包含着前一套话语中的真实意义，而且往往构成为前一套话语的“反题”。《海与泡沫》中的各种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集体开荒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游戏语言”。这样的“语言游戏”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因此，《海与泡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它赋予这部作品于小说史之外的另一种价值。     

作者经验:一种文本阐释的逻辑依托——英伽登文本层次结构理论批评

在某种意义上,英伽登文本层次理论有机械分割之嫌,尤其是拒绝作者经验的现象学操作,不仅取消了读者进入阅读时的对话性和目的性,而且使文本阐释失去逻辑依托。《狼群》和《红楼梦》的文本分析显示,在具体化阅读中,作者经验是客体世界建构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逻辑依托。     

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美学

抽象,是二十世纪艺术的主导特征之一,是现代艺术运动的基本“情结”之一。英国著名美学家、《英国美学杂志》创始人哈德罗·奥斯本(Harold Osbrne)指出,不理解“抽象精神”殊难理解现代艺术及现代艺术运动。 对“抽象精神”作深入探索与阐释者,当推德国现代著名艺术史家维赫蒙·沃林格(Wilhekm Worringer)和俄国现代者名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ijg Kandinsky)。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与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是二十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魂灵形象比较研究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分别被称为中国和El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两部作品中都有“魂灵”形象的出现,试图从《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发掘“魂灵”形象并加以比较。据此,总结出佛教对中日两国“魂灵”形象的塑造有着重影响。佛教在中国受到儒家思想的干预,在日本则带有浓重的神道教色彩,这是两部作品中“魂灵”形象出现差异的主原因。     

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