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RCEP对广西外贸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平台.当前,广西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进出口国别结构、商品结构、贸易方式趋于多元化.RCEP的签署给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主要表现在关税减让降低了出口成本,有利于满足广西多样化的进口需求,尤其是中日关税壁垒的削减或将为广西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的实施优化了广西供应链布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非关税壁垒阻碍;国别市场的多元化扩大了广西出口范围.同时,RCEP的签署也给广西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产业外迁将冲击广西现有产业链,一体化加剧了广西产业竞争,关联效应增加了市场风险.为更好地迎接机遇、规避风险,广西应抓住RCEP的机遇推动经济社会新发展,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国家重大开放平台的作用,打造和完善特色产业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对外贸易发展.     

技术溢出、环境污染与产业空间分布——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

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技术溢出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会对经济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引入技术溢出和环境污染的本地与跨界效应,对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进行"原汁原味"地发展,不仅可以验证其结论,而且也可以得到新的研究结论:本地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集聚力,本地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强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分散力;"技术溢出向心力"与"环境污染离心力"的综合作用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当"技术溢出向心力"大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对称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缩小,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扩大,反之则反是;不仅"原始中心—外围模型"中的"黑洞状态"("中心—外围结构"是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是一种常态,而且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对称结构"也可能成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因此,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可能的,应通过促进区域间的技术溢出、加强地区间的环境污染治理合作等路径,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的新机制,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CEP对我国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视角

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总量快速增长,成为推动我国涉外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构建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研究RCEP生效实施后成员国关税等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对全球价值链格局、我国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RCEP生效实施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中国的上游化程度微弱上升,下游化程度显著提高;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上游程度和下游程度同时上升,其中上升幅度最为显著的是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RCEP的落实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各国贸易的发展,但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此,我国应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国际大循环;完善区域贸易规则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体系的构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并妥善处理协调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和稳就业关系。     

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RCEP的签订为推进区域合作和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提供了良好契机.基于1999-2018年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数据,通过分析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贸易品种结构以及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影响中国对RCEP国家开展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因素及出口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呈现逐年增长之势,中国与伙伴国的经济规模、双方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两个因素对中国贸易出口额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对14个伙伴国开展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潜力较大,未来经贸合作空间广阔.为促进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中国应加快做好RCEP生效实施有关工作,完善与RCEP实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对RCEP中与农业相关的内容培训,同时探索农业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在不断深化与RCEP伙伴国进行农产品贸易的同时,针对各国的资源禀赋特点,有选择地与伙伴国开展农产品贸易.     

高水平开放与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及其实践路径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传统开放模式已经表现出四个方面的“不适应”,亟须转向“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开放具有同时对“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产生作用的理论逻辑,不仅能够通过提升贸易利得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富裕”程度,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以及要素收入差距,从而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为此,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标准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服务领域扩大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开放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RCEP中服务贸易条款的解读及蕴含的商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十国于2012年发起,其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20年11月15日,经过8年的谈判,中国正式签署了RCEP,并于2022年1月1日生效.RCEP生效后,经批准的成员之间超过90％的货物贸易最终将实现零关税,这是中国签署的首个具有政府采购承诺责任义务的区域性贸易协定.RCEP的签订对于中国加快制度性开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RCEP共分20个章节,14000多页庞大的文字和附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营商环境四个方面.解读RCEP中的服务条款可以发现,与之前的国际协定和规则相比,RCEP的服务条款在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等方面有突破之处.服务贸易的核心任务可以以正面清单、负面清单以及全面清单等方式体现,服务贸易重点关注的领域可从国别、行业和产品等方面进行横向比较,并体现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未来产品的商业机会.     

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会缩小还是扩大地区差距? ——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的反向影响

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进口(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进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通常会促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进而产生经济极化效应并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反向作用受到地区经济贸易水平和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地区、贸易伙伴、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异质性.以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样本,采用各地区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衡量地区差距,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分析表明:整体上看,中间品前向关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中间品后向关联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前向关联的经济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且得益于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后向关联的经济极化效应则只在中部省份显著存在,且主要源自对非OECD国家出口中间品;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越明显.因此,应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适当增加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中间品进口,推动中间品出口扩张从"集约边际"向"广延边际"转变,加快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国际服务贸易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机理与对策

“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服务贸易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服务贸易就成为吸引全球优质生产要素进入国内的重要途径，帮助实现“外循环促进内循环”；服务贸易可以促进国内服务业效率提升、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并在更深层次上提高国内产业分工协作、打破堵点、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服务贸易也可以依托“本地市场效应”、支撑货物贸易发展，成为“内循环促进外循环”的途径。今后中国应该继续依托“人均中等、总量巨大”的独特国情特征，同时利用“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优势”，抓住网络与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更好地通过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来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充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又要兼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还要能够有效统筹开放和安全。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相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在经济循环的“重心”上有了新变化，而且在所依托优势上也有了新来源。具有新特征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同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上述三个维度产生推动和引领作用。其作用绝非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和实施更高水平开放作用的简单叠加，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作用力在不断地往返循环和良性互动中得以提升和放大，体现出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逻辑。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必须深入贯彻实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战略部署，即“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创新驱动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施创新驱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一种权利表达形式和制度规范,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也有反向的阻碍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设计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我国应当结合知识产权保护条约、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在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不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近忧远虑：“入世效应”的多角度分析

“ＷＴＯ”一词近来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听中。人们关注中国“入世”的近期冲击和长期利好，关注中国“入世”对弱势企业的负面影响和对优势企业的正面效应。对于“人世效应”及相应的对策分析，需要着眼于商品贸易，更需要进一步从商品贸易的角度推进到要素贸易和服务贸易。 一、要素贸易的“入世效应” 世贸组织的根本宗旨是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不但指最终商品的进出口壁垒要降低，也指最终商品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中间投入和生产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而投资的自由化更集中强调诸要素中资本这个要素跨国自由…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

随着RCEP正式生效,贸易便利化成为核心议题,也为成员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带来了新的平台和契机。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RCEP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选取2011-2020年的样本数据,拓展引力模型检验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RCEP整体上贸易便利化平均值为0.637,处于一般便利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菲律宾的最低;中国及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的系数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且一方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都更有利于促进其出口;中国及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四个一级指标的系数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但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存在一定差异。未来RCEP各成员国应以自身贸易便利化发展为出发点,致力于提高国内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各项指标,通过改善政府及规制环境、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海关与边境管理效率、促进金融与电子商务发展,提高各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     

RCEP与CPTPP鼓励性知识产权条款与中国因应

在多边或双边经济贸易协议等条约中,鼓励性条款作为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约束性条款一起构成完整的条约内容,日渐成为一种趋势。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鼓励性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成员所期望追求但暂时没有能力实现的目标。一些RCEP中的鼓励性条款在CPTPP、《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均具有约束性。RCEP、CPTPP中的鼓励性条款的出现,说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保护范围逐渐扩大,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上的垄断话语逐步被打破,知识产权合作受到更多的关注且合作范围更加广泛以及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逐步被重视。《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如果与RCEP、CPTPP的鼓励性条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该双边条约给中国施加的义务过重,有违利益平衡原则。中国应当以RCEP鼓励性条款的落实衔接CPTPP的加入,以鼓励性条款的落实彰显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形象,以多边条约的鼓励性条款作为双边谈判底线,谨防发达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双边条约中不当输出其国内制度带来不公平结果。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OFDI的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修改的内生增长模型,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非线性关系。首先选取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借助三阶段SBM-DEA方法测算了绿色创新效率;在检验到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当知识产权保护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才明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单一门槛效应在国别、行业、地区数据分析中也得到验证。     

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中美"337争端"

“特别301条款”和“337条款”共同构成美国知识产权国际预防和保护的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后者由于“一石两鸟”的法律和限制贸易作用在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近十年来“337调查”大多涉及专利侵权，集中在亚洲管辖区内的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随着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在经济贸易方面的逐步体现，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中美“337争端”作为伴随中美贸易战略摩擦而存在的一般性摩擦，将会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并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表现方式。其他国家成功应对美国“337调查”的经验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仍是解决中美“337争端”的重要途径。     

后TRIPS时期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新动向

后TRIPS时期,以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立法趋于完善的背景下,开始“步步紧逼”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美国和欧盟不仅强化其国内知识产权执法措施,而且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在双边层面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适用TRIPS-Plus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将此种更高的知识产权标准纳入到多边协定中,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棘轮效应”的一部分以约束第三方国家。除WTO和WIPO外,发达国家还在世界海关组织（WCO）、万国邮政联盟（UPU）、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多边场所推行更高知识产权执法标准。这种在单边、双边和多边“多管齐下”同步推行TRIPS-Plus知识产权执法标准的态势,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浅谈国际技术转让合同中限制性商业条款及我国有关的立法

<正>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的进步与利用对推动经济的发展,愈显其重要作用.通过技术贸易,引进新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的一项主要内容.技术转让,一般地说,就是以当事人双方合同为依据的关于技术(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技术服务等)的有偿的转让.这种技术转让一旦超越国界就成为所谓的国际技术转让,也称国际技术贸易.从事国际技术贸易活动必须遵守有关国家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到不同国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各国家对此的管理与管制的关系.而这种管理与管制,大多数国家是通过技术转让法规加以规定的,同时某些国家     

互联互通会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吗?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并购的经验证据

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效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跨国并购的成败不仅与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关,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不同类型的并购企业或并购目标企业在不同区域的跨国并购可能有不同的成功率,且互联互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效应也具有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基于五通指数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4个方面衡量两国间的互联互通水平,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与东道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水平的提高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设施联通和经贸融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比非国有企业的成功率低,并购企业的国有身份会弱化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强化设施联通和经贸融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并购目标企业属于敏感行业的并购成功率低于不属于敏感行业的并购成功率,属于敏感行业会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且这种弱化效应对国有并购企业更为显著;在东南亚和西亚地区,中国与东道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水平提高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应不断深化推进与世界各国的"五通"建设,通过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改善企业对外经贸合作的宏观条件和市场环境;对外经贸合作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塑造国有企业"真正市场主体"形象;重视互联互通状况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合理选择适宜的东道国和目标企业.     

跨国经营是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一、90年代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海外投资、产业结构传递、新技术革命三种浪潮。到80年代末,跨国公司、综合商社等已成为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影响。讨论当前跨国经营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分工和国际经济互相依赖趋势加强的反映。现在,不仅有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组织,也有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不仅有私营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也有国营企业越出国家的生产经营;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有交叉的直接投资,社会主义国家也采取“引进来”和“放出去”的国际投资政策。当前国际间投资的三分之二、技术贸易的几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