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智士才一、公平与效率论争的由来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论争，在西方国家主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已看到了由财富分配不均所引起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却往往把贫困和收入不平等...     

集体腐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是人类社会肌体上的毒瘤。腐败的本质是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背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小集体谋取物质利益，即以公权谋私利。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原因，如何清除腐败、保证政治清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腐败形式正在我国呈现出一种蔓延的趋势，那就是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集体腐败行为。集体腐败是相对于单个个体的腐败而言的。集体腐败是指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某政府机构中的一些人或全体成员共同利用本机构的公共权力谋取本单位成员私利的行为。…     

一场仍需不断深入的论争——简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争

钱中文等人在新时期为改变极左文艺思潮而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尽管他们的观点有着诸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但由于提出问题的路径和概念界定的方式存在差异,其立论角度、论述方式却是不同的。这也成为引发近年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重要原因。目前"审美意识形态"论争异常热烈局面的形成,与文艺学学科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董学文、陆贵山等知名学者相继加入有很大关系。综合论争双方的情况来看,论争的参与者应该汲取新的理论资源并关注当代中国的审美经验,以进一步勘察与厘定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国家结构形式与国家权力实质之关系探讨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权力纵向分配和运用的制度；而国家权力实质则是指国家阶级本质、国家政权性质或国家本质。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权力实质的实现形式，它包括两个途径：容纳和影响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并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落实社会阶级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就国家结构形式具体类型与国家权力实质的关系而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建设和完善国家结构形式的具体类型，是促进一国国家权力实质的重要方式；二、一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不论属于哪一种类型，它的构成要素自身的发展水平和诸要素问组合的合理程度都能反映出该国政治属性的实现程度。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双村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宗族和村政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二重化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由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经纪体制”理论 ,在近年来则构成理解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变迁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双村的田野调查可知 ,此一时期 ,传统的宗族和村政虽然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瓦解和衰落的趋势 ,但这一过程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或“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的替代。通过考察 ,有理由向人们提供此一时期中国村落社会权力形态变迁的又一类知识。     

分隔性结构的发现与克服——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元政治学的关键议题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代表人物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等力图通过对排除与纳入、全体与无等关系的分析,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体系背后隐藏的分隔性结构。这种结构使得有的人被计算在内,有的人不被计算在内,而是仅仅作为赤裸生命存在。不被计算在内的人在权力的不平等配置和对身体的征用中受到资本、权力更深层的控制和支配。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力图通过对这种分隔性结构的发现与克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关系,从而为实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创造条件。他们对政治结构的前提性批判是为了达成政治的普遍性,实现激进的解放政治,这体现了他们的元政治学与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深层次的差异。但他们的元政治学由于止步于对政治内部的分隔性结构的考察和批判,未能深入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关联中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在理论与实践上必然存在诸多缺陷。     

文学革命初期新诗论争的余波——重评1919年《晶报》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论争

1919年下半年起，《晶报》与胡适之间就白话诗与旧诗的优劣展开了论争，《晶报》同人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意见，这些意见甚至与鲁迅、朱自清、废名等人后来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尽管由于胡适对《晶报》同人的先入之见和有意冷落，这场论争最终未能深入下去，我们仍不难由此发现小报所处的两难困境：他们有意靠探讨学理来提高品位，但新文学家的漠视却使得其努力化为乌有。     

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思想浅析

顾炎武在总结前人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论争,以及发现郡县制和分封制各自的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政治体制理念,并对分封与郡县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不仅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集权制一人治:硬结构与软结构

一权力一般权力,是居于有利位置、优势地位和特定时空中的少数特殊社会群体及其所属个体,对处于劣势被动地位和特定时空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统治、支配、管理、调适、引导、强制等的能力。权力结构,是权力在社会中的具体分布状态和存在形式,是权力的载体。在历史上的集权制一人治社会中,权力是以两种形式的结构存在、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通常讲的、已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那种法定的、刚性的、公开的权力结构,则是其一,这种权力结构是一个社会中的统治集团对权力进行的公开的分配状态。根据这种权力结构及其功能的特点,我们把它概括为硬权力结构,简称硬结构。     

农村社会的历史转型与社会管理的现实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村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过程，基本的外在表现形态是农村社会的异质分化，改变了农村社会管理格局、管理模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社会结构和基本特征。在农村社会转型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也必然要求通过完善管理与服务制度和体制，达到调整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规范农村主体的行为模式和方式，调适农村主体的价值取向，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郡县制自秦代实行以来在名称上有诸多变化 ,两汉至隋代地方行政上曾实行州县制 ,唐代实行道县制 ,宋代实行路县制 ,元代以来实行行省制 ,但是 ,该制度的主旨未有变化。它一直体现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及专制君主对地方的完全控制     

秦河东郡置县考

传统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到的重要史料。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可以首次考证出秦河东郡设19县的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探讨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有几个类型:郡县官吏、驻军、军政长官家属、燕秦长城修建者、移民、退守辽东襄平地区的燕王喜和太子丹之众。还有两支进入朝鲜半岛。大部分是长住人口和准长住人口,人数超过前代。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调。他们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东北边疆。燕国的努力经略和秦朝各项统一措施,既有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华夏化进程,又致使汉族的民族意识最后形成。     

中国传统地方政制基本特征刍议

地方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秦迄清）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从宏观角度而言，可大致概括为四：外在形式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立，基本内涵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共存，具体发展制度性与变通性互动，内在实质具体性与目标性统一。此四者密切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传统地方制度伴随社会变迁而日臻成熟。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墨子》成书年代及著者考证综述

对《墨子》全书的结构作一分析,考证各篇的成书年代及著者,是系统研究墨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考证众说纷纭,分歧一直很大。综合各方观点,可以得出一个共识:《墨子》是墨家的一部著作总集,各篇大致成书在战国至汉初这一期间。     

困厄与抗争:清代思想史的分期、特点和理论突破

考察清代思想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三大特色和九个理论突破。第一阶段是从顺治朝到雍正朝,思想的主要特色是批判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兴起,特别是经济学的三大定律即“顾炎武定律”、“黄宗羲定律”和“王夫之定律”的提出,突破专制特权至上主义而确立人道原则高于政治伦理原则的观念,突破专制主义的抽象类精神而凸显个人权利,突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而致力于理性化制度建设之路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乾隆朝到道光朝二十年,主要特色是意识形态批判和知性精神的发展,突破程朱理学的禁锢而揭露其“以理杀人”的本质,突破“道统论”的禁锢而提出“废道统之说”、呼唤学术独立,突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儒“议论法戒”的传统而确立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的原则。第三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其思想特色是从魏源开始的中西政体比较研究以及政治体制与国民性之关系的探讨,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禁区而据实肯定民主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而昭示“道”应时而变的必然性,突破以“礼义文明之邦”傲视天下的观念而深刻揭示道德与制度的内在关系。第三阶段仿佛是向第一阶段的复归,但却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着清初学者为二百年后的中国著书立说时所怀抱的理想。     

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

西汉朔方郡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辖10县;新莽时期,朔方郡及属县仅是名称有所变化;东汉光武年间朔方郡曾被撤销,后复置,辖6县;东汉朔方郡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撤销。两汉时期朔方郡的建置沿革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汉王朝的战略部署、民族关系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