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网络中抱怨——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

对于今天网络中的怨气,现有观点或从现实社会找根源,或从网络技术进行归因.这种思维逻辑面临着治理的风险.本文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提出研究假设:网络社会分层将那些原本处于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边缘位置的阶层群体推到了网络社会精英位置,网络社会中弥漫的抱怨不过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权威进行挑战的工具,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权力与财富机制的质疑,是对现有社会秩序与传统权威挑战.本文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假设.这暗示着今天在进行网络社会治理时,如何从网络社会分层的角度切入是推进社会秩序与进步的重要面向.     

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本文试图分析由宏观社会结构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网络资本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的变化,以期对转型时期社会网络资本投资中面临的挑战和抉择作出初步的分析.     

身份与权利:明代社会层级性结构探析

明代中国保持着帝制政治体制,同时又已卷入全球性大变迁,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皆发生巨大变化。在此情况下,社会组织的方式与状态是否发生了新异性、不可逆转的变化,构成理解该时代中国社会体系特点的突出问题。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文章尝试以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为基本尺度来透视明代社会分层体系,认为:从明初到明末,贵族、士绅、庶民、贱民四层等级的基本结构状况并没有结构性改变;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人身依附性社会关系趋于强化而非松懈;社会流动主要在士绅与庶民两个层级内部及这两个层级之间发生;明代中国社会还相当完整地处于帝制体系提控之下。明代中国处在变与不变的复杂纠结之中,要理解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与演变趋势,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现阶段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复杂,以先赋地位为主的社会分化模式逐渐被后致地位为主的分层模式所替代,分层的标准多元化和人格化改变了传统的封建世袭身份的保守倾向,特别是社会成员的权力、收入、声望和机会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这使人们对教育公平有了新的追求,即充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而现阶段我国由政治待遇、社会声望及升迁机会的差别而构成的社会层次序列越来越明显,收入来源越来越多样化,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反映在教育领域则表现为对教育的不同需求。这种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加剧了教育利益的矛盾,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关系十分紧密,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更趋于理性和良性发展,而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也只有在合理的分层条件下才有意义,因此全社会都必须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     

网络社会中国家意识的消解与重构

网络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公民的国家意识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的消解表现在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行为等方面.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消解的缘由是:国家的政治主导力下降、经济自主性动摇、文化认同感削弱、社会系统化分裂.在网络社会中重构公民的国家意识,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即重视网络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增强网络技术的创新力,凝聚民族文化的核心优良传统,建立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

摘要：本文试图阐明,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经验研究成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的考察,作者发现,从这些研究中所浮现出的“大众社会”图景深刻地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论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工作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国正在由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的公民社会演变,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民间社会从政治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并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也在悄悄的改变。本文就是具体论述在这一转变之后,社会工作和公民社会间的关系。首先对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工作进行宏观考察,分析公民社会下社会工作、国家权力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工作对公民社会的作用有:社会工作为公民提供帮助,救助公民于危难之时;社会工作帮助公民解困;社会工作帮助公民更好地发展。公民社会对社会工作的作用:公民社会监督社会工作组织;公民社会监督和保护社会工作者;公民社会在经济上支持社会工作。     

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建设思路

互联网作为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对社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互联网迅速地改变和重塑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其经历着一场解构与重构的革命,形成和凸显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模式。由此,中国社会在交往互动、舆论表达、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特性。互联网的影响既带来显著的社会进步,也给管理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本文认为"互联网社会建设"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因而提出互联网社会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旨在提高互联网的管理水平,规范社会秩序,实现互联网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论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工作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国正在由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的公民社会演变,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民间社会从政治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并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也在悄悄的改变。本文就是具体论述在这一转变之后,社会工作和公民社会间的关系。首先对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工作进行宏观考察,分析公民社会下社会工作、国家权力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工作对公民社会的作用有:社会工作为公民提供帮助,救助公民于危难之时;社会工作帮助公民解困;社会工作帮助公民更好地发展。公民社会对社会工作的作用:公民社会监督社会工作组织;公民社会监督和保护社会工作者;公民社会在经济上支持社会工作。     

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     

权力作用下中国城市居民的纠纷卷入与应对

社会纠纷始终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现有关于社会纠纷的研究基础上,以权力为核心概念,从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两种理论视角出发,试图提出“权力的强制性及传导机制” 这一理论框架,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中,个体自身拥有的权力和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权力对居民的纠纷卷入及其应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CGSS2006的数据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个体自身的权力还是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权力,都有助于居民规避社会纠纷;第二,无论是个体自身的权力还是来自其社会网络中的权力,居民占有的权力资源越多,就越可能使用正式渠道来应对纠纷。     

全球化视野下网络技术的人性化凸现

21世纪,全世界将跨入网络化时代,网络不纯粹是一个技术概念,它还被融入了情感的内涵;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塑造新的世界图景;同时网络技术渗透着主体性.     

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大学生网络休闲教育初探

网络技术蓬勃发展,正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大学生作为最大的网络群体,因其特殊的心理特征,受到了网络这把"双刃剑"的深刻影响,本文从大学生网络利用调研数据入手,揭示大学生网络休闲的实际状况,初步探讨如何在"网络时代"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网络休闲教育。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特征

一、研究主题和文献检视本文使用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通过分析北京城市居民个人层次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状况,试图揭示中国城市居民微观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在与前人相关研究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在什么程度和通过什么方式为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机会或限制。虽然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测量存在着许多争论(Lin,1999;林南,2001;张文宏,2003;罗家德、赵延东,2005),但是以往关于自我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s)或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虽然涉及不同的研究主…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的"稳定器",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重担。利用2014年CFPS数据分析发现,主观认同感越高的中等收入者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更加积极,更加认可政府工作。个体结构性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家庭经济状况都会影响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呈现向下偏移的态势。究其原因,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大多位于中等收入标准下限。相对于其他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人际交往和住房贷款压力较大,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和金融投资风险也较高。因此,提升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的关键在于增收、减负,使其真正享受到中等收入者应有的待遇。     

新形势下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同社会结构的其他构成因素一起发生了深刻转型,主要表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追求目标、实践功能和整合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转变,在一系列重大价值信念上也作出了明确调整;以此为前提,民间社会意识形态呈现了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的新状态;影视媒体、数字化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影像化或感性化,极大地拓宽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深度与辐射广度,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进入了空前活跃、繁荣和健康发展的时期.对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作出不安全判断的原因在于,未能明确认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阶级斗争观念仍然影响人们对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应当破除社会意识形态的陈旧观念,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新形势.     

对社会网络视阈下权力寻租现象再研究

对于"权力寻租"现象的分析,学界多集中在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寻租者思想道德素质败坏、法律法规不完善与缺位等方面。在以往诸种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中的关系、人情、社会网络、社会设置以及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和理论,探究权力寻租现象,应采取的治理举措为:弱化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加强社会监督控制力度,建立权力拥有者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优化社会设置,铲除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的土壤;加大寻租的交易成本,使寻租者无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