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理性时代”的理性批判——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理性在西方文化批判中世纪意识形态,促进人的解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并逐渐取得了近代公认的“理性至上”的地位。然而与之伴生的,是理性自身的发展出现形而上学教条化倾向。康德哲学最早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迎接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思想转折。本文从批判理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排除理性方法论的教条独断,探讨理性之外的精神领域,恢复人与人学的哲学中心地位几方面,讨论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启蒙观念及其与批判哲学的关系 ,分析了理性“成熟”之含义 ,认为 ,一方面 ,理性须得“不依靠他者”运用自己的理智来认知世界 ,另一方面 ,须区分各种层面的“权限” ,强调在“公众”层面理性的不受限制性 ;这样 ,“成熟”、“启蒙”的理性就具有“现实性” ,而不是“抽象”的形式。“界限”观念的提出 ,同样使以“理性”为准则的哲学不再是抽象形式 ,而是具有丰富内容的“认知”体系 ,从这个角度 ,可以加深理解康德“批判哲学”所做的“划定界限—领域”工作之哲学意义。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从启蒙理性到生活世界的重建

本文研究了从文艺复兴时代的启蒙理性的滥觞到生活世界的重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认为启蒙理性所建立的知识架构、价值体系和世界图景,经过科学观念的扩张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理性哲学的发展而走到自己的逻辑终局。现代哲学对生活世界重建的不同路径,既体现了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反叛的总趋势,又勾划出现代哲学不同流派的基本面貌。     

从理性批判的哲学思辨走向语言批判的生活世界——论康德到维特根斯坦的西方哲学观变革逻辑

审视近现代西方哲学观的变革,从康德的理性批判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不仅表征着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范式转变,而且凸显了西方哲学从思辨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根本指向。康德理性批判在于划定知识的经验界限,试图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奠基。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在于澄清思想的语言界限,对形而上学幻相进行治疗,但其后期思想却坚决捍卫常识,要求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从思辨的观念世界走向日常的生活世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观演变的历史逻辑。     

正义感是人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双重理性假设之考察

针对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见解,批评者表示,罗尔斯是康德主义者,康德道德理性学说冲突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人观念基础上构建一套细致的正义原则证明程序。他的两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理念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倡导的理念截然不同。后者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人理性的竞争性协调体系,生活于其中的理性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考察可知,罗尔斯提出的是一种双重理性假设,它既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又超越康德道德哲学。单从理性选择视角批评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逻辑有失偏颇。罗尔斯描绘了这样一个良序社会,正义感是生活于其中成员的首要美德;公平正义是自由平等且通情达理者的理性选择。罗尔斯晚年对公共理性的推崇,改变了其早期对个人理性的偏好,其公共理性观念是"通情达理的人"观念的发展。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康德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与哲学繁荣

理性是康德先验哲学的理论基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二重划分及其内涵的揭示,展现了康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真、善、美的基本构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包含着哲学构成的多种因素,为后世哲学的出现埋下了潜在思想生长的种子,特别是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神本体"的批判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论,为后来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发展与繁荣,都直接或间接与康德的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有着极其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重读康德的理性概念——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现代意义

在理性陷于危机的当代 ,重读康德的著作是走出迷茫的一条“林中路”。康德的批判理性强调人的道德进步和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 ,克服了启蒙理性只重视知识的片面性与独断性 ;康德的实践理性规范了“目的王国”中的主体间性的关系 ,把主体性推进到主体间性 ,从而为当代交往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 ,架设了通往后现代的桥梁。     

面向法律正当性基础重构的公共理性

在价值共识难以达成的现代社会,罗尔斯提出了公共理性的观念,为我们寻求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公共理性的观念,是公民对基本正义问题获得的重叠共识,它可以实现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整合;它通过宪法理念的更新来完成现代法律正当性基础的理论论证;它通过公共理性作为最高法庭的理性的设定,完成现代法律在实践层面的正当性论证。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所寻求的正义共识为中国宪政建设提供了经验。     

索洛维约夫哲学的理性取向

索洛维约夫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奠基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俄罗斯传统东正教的式微,力图借助于自由的理性,使宗教教义具有现代的形式,来改造和拯救神学.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目的在于使宗教信仰具有理性,但他的宗教哲学自身的这种理论建设的逻辑需要,使他的哲学在理论取向上必然转向理性.《善的证明》一书的逻辑建构和理论内涵是索洛维约夫哲学思想理论特色和理性取向的最好的诠释.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理性取向是合乎俄罗斯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理论创新”和“自我启蒙”,蕴含着深远的时代价值.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理想主义:难以超越的历史——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文本解读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是康德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体现了康德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是,康德的理想主义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一种建基于现代主义之上的哲学谋划,在对理性的讴歌与对自由的颂扬之下,康德的历史哲学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质.正是在理性与自由这一现代主义精神的审视下,康德把人类的目光引向普遍法治即人类永久和平的未来,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但遗憾的是,康德的理想主义终究难以超越鲜活逼真的历史.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张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     

回溯·交汇·预构: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现代性品格

康德启蒙思想志趣揭示了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天赋的理性对现实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启蒙精神意旨关涉了人们自身从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意在构筑全新现代知识体系,鼎新现代社会观念,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之预构维度旨在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构公正良好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行政契约与权力理性

传统的行政契约制度研究往往局限于行政法学的范畴体系,缺少法理念与政治哲学层面的审视。因此,有必要从权力理性的角度对行政契约制度进行再思考。权力理性是国家理性的核心议题,权力理性是行政契约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行政契约制度的具体运行应以实现权力理性为根本目标。     

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的研究与确立对于学科发展具有范式意义,其设计或选择与该学科的性质、使命直接相关.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阐释理性政治的基本内涵及其维度,探讨其何以成立和理念支持,揭示其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涵摄力、解释力、指导力,应当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理性政治既是一种价值预设,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支持,更契合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是当代中国政治及其体制的基本诉求,因而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分析单位.     

启蒙的妥协与不妥协——读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康德在该文中提出一对颇有争议的概念:理性的公共使用和私人使用,笔者认为康德的这对概念实际上隐含了启蒙的妥协和不妥协的张力.启蒙应在公众的思想层面实现实质的影响,并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激情式的暴力革命可能推翻一个专制贪婪的政权,但并不能深入地实现公众思想的变革.启蒙要求的思想自由精神是永不妥协的,但它的实现却是在妥协构成的张力中有节制地实现的.这一观点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有反思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