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普希金学述评(一)

普希金学是研究普希金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一个专门学科，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普希金生前；而普希金学的真正奠基人是伟大的批评家刘林斯基；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普希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19世纪80年代，出现一个新的高潮；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普希金研究队伍的培养引起了重视。在普希金学史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后苏联时代俄国的普希金研究

俄国的普希金研究并未因苏联的解体出现断裂和停滞,反而在1999年诗人200周年诞辰前后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纪念活动广泛开展,研究成果大量问世,新版《普希金全集》、《普希金百科全书》、《普希金生平与创作年谱》等基础工程的完成和出版,成为普希金研究中新的里程碑,诗人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研究和本体研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后苏联时代的普希金研究是俄罗斯人面对西方文化大举入侵时的文化自卫,也是他们在国内经济恶化、国际地位下滑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民族团结、民族振兴的呼唤。     

论普希金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

本文就八九十年代普希金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作一回顾和反思, 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角度切入, 对具体作品分析中如何运用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题材学以及类型学等方法进行考察, 不仅在实践上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提供范例, 而且有助于较全面地把握学术界近年来普希金研究现状     

从《叶甫盖尼·奥涅金》解读普希金的阿尼玛原型

普希金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对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塑造投入了自己最深厚的情感,他将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历程投射于女主人公的形象中。在达吉雅娜身上可以看出与普希金相似的精神状态,也可看出普希金把自己某些缺失的精神层次寄托于达吉雅娜的形象上。达吉雅娜不仅是普希金塑造的一个人物,更是普希金潜意识中的女性一面,折射出普希金的生命追求和人格魅力。     

“5月4日,我被吸收为共济会会员”——普希金作品中的共济会因素研究

普希金自幼生活在与共济会密切相关的环境中,并于1821年加入了共济会.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政治、社会组织,共济会对普希金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一方面共济会一词多次出现在其作品中;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其作品中向往自由和爱,反对专制制度等主题上.正是共济会构成了普希金作品中向往自由、爱等创作思想的重要来源,尽管1825年后他对共济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对世界普希金学的重要贡献——评张铁夫教授的《普希金与中国》

普希金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 ,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和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是普希金与世界文化关系的组成部分 ,也是国际普希金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张铁夫教授主编的《普希金与中国》一书 ,便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是张铁夫教授继《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共 6章 ,30余万字。著名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叶水夫教授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立普希金博物馆科研副馆长纳塔丽娅·米哈伊洛娃教授分别为该书作序。《普希金与中国》是一部具有开拓性而…     

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本文论证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从它的实施和方法论演变的意义说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学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３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５２年为第二个里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１９７９年社会学恢复至今为第三个里程，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一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社会学逐步茁壮成长起来的历程     

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3篇文章分别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将60年的普希金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文革”期间—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复兴和繁荣期。《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60年的中国陀氏研究成就不小,尤其是最近20年,不论是视野还是深度,主题分析还是艺术性研究,都有很大推进,逐步由现象评述向本质挖掘深入,陀氏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小。     

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3篇文章分别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将60年的普希金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文革”期间—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复兴和繁荣期。《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60年的中国陀氏研究成就不小,尤其是最近20年,不论是视野还是深度,主题分析还是艺术性研究,都有很大推进,逐步由现象评述向本质挖掘深入,陀氏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小。     

普希金诗歌中的《圣经》题材

普希金的《圣经》题材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展性拟作，如先知诗人题材系列；另一类是讽刺性拟作，如叙事诗《加百列颂》。前者借用《圣经》题材和《圣经》中的形象，使他的诗歌变得更简洁、更形象、更富于寓意、更富于表现力；后者对《圣经》中的“报喜受胎”故事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具有强烈的讽刺色彩。普希金对《圣经》的态度是一个艺术家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宗教徒的态度，但就他的整个创作而言，却渗透着基督教精神，这是不应该忽视的。     

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3篇文章分别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将60年的普希金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文革”期间—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复兴和繁荣期。《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60年的中国陀氏研究成就不小,尤其是最近20年,不论是视野还是深度,主题分析还是艺术性研究,都有很大推进,逐步由现象评述向本质挖掘深入,陀氏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小。     

拿破仑的三副面孔——普希金笔下的拿破仑形象

由于视角、立场和心境的变化，普希金先后为拿破仑描绘出三副不同的面孔：“人间的灾星”、“伟大的人物明星”和“世上奇异的过客”。对拿破仑评判态度的变迁折射出普希金从激情到沉静，从沉静到超然物外的思想历程，也呈现出普希金多重和多变的身份：俄国人、历史学家、诗人和哲人。     

谈谈《诗经》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用社会学的观点对古典文学进行研究是可以的,但是,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美学的分析,则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然而,这种倾向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内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近年来,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个人不避浅陋,试就《诗经》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可能有些益处。一、《周南·螽斯》是首“劳动人民讽刺剥削者的短歌”吗?     

试论普希金的《驿站长》

《驿站长》是普希金以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发表的《别尔金小说集》里面的一个短篇,与该集其它小说一起,创作于1830年,发表于次年。当时正处于沙皇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的年代。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起义者当中五人被     

契诃夫研究的深化与方法的更新——兼评A·屠尔科夫的《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

苏联的契诃夫研究方法的嬗变,可以说是苏联文学批评方法论变革的一个缩影。契诃夫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遭遇并不令人乐观。一部分人接过民粹派评论家的“棍棒”,指责契诃夫是“不问政治”的“旁观主义者”;另一部分人则以庸俗社会学的眼光看待契诃夫的作品,把他当作“小市民知识阶层的思想和情绪”的代言人。五十年代,契诃夫的命运有了转机,随着僵化的批评模式受到怀疑和挑战,许多人开始重新考虑前人对契诃夫的结论。在众多的理论新著中,叶尔米洛夫以他的《契诃夫传》和《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两部专著脱颖而出,为清除民粹派、自由派的陈词滥调,肯定契诃夫的历史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叶尔米洛夫在“纠偏”的同时,又过分“拔高”了契诃     

普希金与果戈理

普希金和果戈理这两位俄国文学家的名字早为中国人民所熟知。还在本世纪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我国就有了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的中译本(题名《俄国情史》,一名《花心蝶梦录》),接着在1907年肯年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介绍了普式庚(即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并指出:“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鲁迅还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来     

许浑北游考

许浑,字用晦,晚唐著名诗人。两《唐书》无传,其生平他书所载亦简疏,研究晚唐诗歌之发展不能不研究许浑,研究许浑即不能不考索其生平。六七年来唐代文学研究蔚为大观,许浑研究亦一改冷落之局面,近短短一年中即有董乃斌《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文史》第二十六辑)、谭优学《许浑行年考》(《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八辑)先后问世,为深入研究许浑生平及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果,令人兴奋。然两《考》不无可訾之处,许浑北游即为其一。北游为许浑生平重要之经历,董《考》谓“元和十年(815)至长庆初年(821)之间,许浑又曾北游,足迹到过燕赵和塞北,并曾在军幕中短期工作”,所言     

从实际出发研究艺术典型问题——何其芳的典型新论浅识

建国以后,我国文学艺术界非常重视艺术典型问题的讨论。把艺术典型问题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问题和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从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理论组和《文艺报》组织关于艺术典型问题讨论起,到“文革”前止,这种讨论几乎是没有停止过。起初,这种讨论的宗旨主要是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义倾向,包括要克服文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使文艺能创造出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艺术典型形象。但奇怪的是,在“文革”之前,随着讨论的“深入”,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并没有随之减少,文艺批评中庸俗社会学倾向并没有随之克服,相反却有所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不能不说与我们对文艺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艺术典型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偏向,     

普希金和《普加乔夫史》

1834年,普希金完成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向世人介绍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真实情况。该书为俄国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普加乔夫起义奠定了基础。普希金也因此被苏联科学院认为是苏联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     

“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有机批评”视野中的普希金

普希金是几乎所有俄国文艺批评家、作家们所推崇、膜拜的民族精神偶像,每个人都力图在"普希金现象"中寻找自己批评观点或创作思想的合法性。19世纪中叶著名浪漫主义批评家阿波罗·格里高里耶夫自"有机批评"的立场出发,将普希金奉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之神,认为普希金的创作完美体现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昭示着俄国民族意识发展的生动有机前景。俄国文化界百年来对普希金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即肇始于阿波罗·格里高里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