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商会发展比较及其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启示

商会作为社会中介社团组织对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粤港商会的基本情况、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香港商会的发展经验和广东商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十分必要,这对广东和内地地方商会的发展具有许多启示.     

关于近代中国商会领导群体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近代中国商会在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和保护广大工商业者切身经济利益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其领导层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理应受到充分肯定。但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观点却认为商会领导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具有严重的软弱、保守和妥协特点,一直对商会领导群体评价偏低。本文主要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阐明商会领导群体身兼各种功名虚衔并非落后保守的表现,部分商会领导人兼有买办身份也不是导致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软弱妥协的决定性因素,商会领导群体以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董居多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也是中外商会的共同特征,并非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挟其实力控制选举和垄断商会领导权。     

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民国初年,马叙伦不仅在治学的领域和方法属于旧学一路,而且学术思想上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取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中,马叙伦以"旧派"学者的形象出现。他的这一倾向不仅受到支持新派的学生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新派同事的压力。不过,马叙伦的"旧派"形象主要是就其治学情况而言,在政治思想及人际交往方面他则偏于趋新势力。正因为如此,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     

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我国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商会组织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异地化特征.行政性行业协会身陷困境、艰难转型,各种类型的民间商会蓬勃发展,组织化程度和自治水平日渐提升.商会日益成为促进企业间合作、规范市场秩序和孕育文明商业文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支点.本文认为,引导商会组织有序、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市场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组织载体作用,须尽快出台规范商会活动的专门法规,明确商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性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改造;加大对民间商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力度,在充分赋予其自治权的同时,加强商会内部组织规范建设和外部法律监管.     

异地商会管理体制:现状、问题及对策

异地商会是非营利组织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近年,异地商会发展迅猛,在地方社会、经济领域表现出了极大活力.然而,随著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现有的异地商会管理体制逐渐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迅速,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其发展速度和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尤其其市级和县(区)级异地商会已发展成为福建省异地商会的主体.以福建异地商会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异地商会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进度、登记门槛高、管理缺失等问题,提出健全异地商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尊重和扩大异地商会的民间性和自主性；加强和完善异地商会的内部治理；放宽准入门槛,变“一地一会”为“一地多会”；建立归口工商联分级管理的异地商会管理制度等可行性政策建议.     

略论南社“海内文学导师”理想的落空

南社在成立之初,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为文学宗旨之一。南社激进派为实现这一理想,向领导光宣诗坛并具清室遗老身份的同光体诗人发动攻讦,指斥承继宋诗余韵的同光体诗人为"旧",自诩思振唐音而为"新",并在社团内部引发了激烈的宗唐宗宋之争。论争因同光体诗人的沉默和宗唐宗宋派在文学传统上的同源性而陷入南社成员之间的内讧与分裂,并最终导致这一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庞大文学社团的瓦解,其文学理想也以落空而告终。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商会的个案分析

沙井商会是深圳市民间商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个案,成立至今,在"一地多业一会"的关系格局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代表性,建立起高效的运作机制,与政府形成合作一博弈的互动关系,有效地发挥了服务和管理职能,体现了民间商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中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试论晚明文学思潮研究中的“复古—革新”模式

所有的发展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所谓复古——革新的变化也是其中一环。所有的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七子派相对公安派而言,是被扬弃的对象,但相对于台阁体来说,他们也是文坛的拨乱反正者。所有的新只有相对于旧才能凸显其价值,公安派"独舒性灵"的口号正是由于纠正了文坛剽窃、模仿的弊病才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复古派的论调没有革新派的观点那般激昂、富有活力,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却是合适的、合理的。而被视为"先进"的公安派如果被放置在七子活动的年代,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每一观点的产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需要,而某一观点的沦落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必然。晚明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处于这样一种扬弃的过程中。     

再组织化过程中的地缘关系——以地缘性商会的复兴和发展为视角

地缘关系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均构成了组织化的重要机制,它是同乡群体在异地生存中获得情感归属、建构身份认同、扩展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近二十年来,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商会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地缘性商会又具有其独特性质,既表现出中国社会重乡土乡亲的传统及由此而形成的凝聚力和信任感,同时这种族亲、乡缘意识中的"家庭主义"倾向也构成了制约商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突破地缘性商会中的"家庭主义"局限,对于其朝向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