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叙事对影像叙事的影响

叙事对于影像,是其艺术性表现的一个根本。影像叙事是当代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其中,影像叙事视点的确定、叙事时序的处理,圆形叙事结构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学叙事的影响。     

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的三大流派

纵观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关于语言的不同观点促成了很多文学批评流派的起点和终点.语言使用者、语言、语言意义和语境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四维关系.语言又与叙事紧密相联,形成一个语言与叙事互动的文学批评大潮.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论转向",可分为形式主义语言观、语言的诗性与意识形态性、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三大板块,它们从批评理论到批评实践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我们认识文学语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论郭冬临春晚小品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成因

郭冬临春晚小品有着圆形的叙事结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模式化的意象符号,构成了独特的叙事模式。这种固定不变的叙事模式深受大众文化与女权主义的影响,满足大众需求,追求男女平等,同时契合于春晚的规定情境,营造团圆吉祥的氛围。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对《水浒传》叙事的影响

本文从《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叙事元模式这个理念出发，探讨了《史记》在叙事时序、叙事速度上对《水浒传》的影响，并认为《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单传、合传及附传三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     

论《百年孤独》的多维叙事策略

《百年孤独》的叙事过程蕴含着一个三维立体空间:神话叙事在文化维度赋予作品神秘而浪漫的美学特质;民族志叙事在历史维度赋予作品目的一致、清楚的民族意识和种族历史感;自传叙事则在现实生活层面为拉丁美洲民族觉醒建构了一个精神家园,这三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打通了神话、历史和现实这个三维空间沟通的渠道,使读者获得了一种亦幻亦真的阅读体验。在这个三维立体的叙事空间里,神话叙事、民族志叙事和自传叙事互相建构和解构,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互文性"特征,最终,文化的力量使作者在这个多维叙事空间完成了对拉美民族"身份重塑"和"认祖归宗"的历史使命。     

非线性叙事:电影叙事范式的异变与扩展

陌生化的叙事手法带来了良好的观众反馈效果，非线性叙事逐渐成为电影叙事的新宠。“非线性”特征主要通过复调、重复、回环、跳跃的叙事结构，多维度的叙事空间和交织的叙事视角来体现。它的出现不仅带来叙事模式上的深层变革，还对传统的审美规范产生了强烈冲击，对深入研究电影叙事艺术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试论当代英雄叙事小说中的英雄配置模式

当代英雄叙事小说中对于英雄与周围人关系的处理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这种模式笔者把它概括为:英雄结义——五虎将——寻找与救世.从英雄结义到"五虎将"的英雄群体再到"寻找与救世"的模式出现,我们可以看到,英雄配置模式越来越摆脱传统民间英雄叙事的草莽习气,而一步步地接近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原则.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从《伪币制造者》解读纪德小说遗产

法国小说家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以独特的叙述手法著称于世。本文则想重新探讨这篇小说,研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实主义小说出现合法性危机时,其如何以多角度网状叙事、思想小说、百科全书的形式解决了这一危机,拓展了小说的空间,并为未来小说样貌留下了一笔特殊的遗产。     

美丽混乱中的重新叙述——重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

在当前学术话语的禁锢下,我们一直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矛盾,譬如面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叙述问题。谈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便要以80年代的滥情写作作为反面教材,却无视80年代中后期诗歌实验的努力;谈90年代诗歌中“叙事性”的代表诗人,却对这些诗人80年代对诗歌叙事的发生学意义所作的准备做以一言以蔽之的概括,那么这一切只能使“汉语诗歌被耽搁在虚假的先锋面具和历史转型的门槛上,而公众对诗歌有限的感受力也将为所谓的‘误读’继续败坏”。在历史分野与写作界限的叙述圈套之中,“叙事性”问题有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进行回溯式的思考,其意义不仅在于艾略特所谓“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的批评功能的重现,同时亦是对先锋诗歌批评的“求真意识”的一次富有探索意味的秉承。     

从分析哲学、历史叙事到分析美学——关于哲学、美学前沿问题的对话

阿瑟.丹托从方法论的基础上认定,分析哲学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能够用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一套工具;分析哲学史就是发现了哲学分析工具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能还没有终结。刘悦笛却认为,从以言逮意发展到语言转向的所谓常青哲学的思维模式,倒可以从重在得意忘言与立象尽意的中国本土意象思维那里获得启示,言、象、意皆不可或缺。在历史哲学领域,丹托将分析哲学应用于历史叙事的分析,叙事句构成了其历史叙事理论的核心,它根据未来去描述过去因而是以今释古的。刘悦笛则认为,这种对叙事句的真值的分析仍是非历史性的,丹托只能将历史哲学分析化,但却并未使分析哲学历史化。丹托承认,他最初即为本体论的美学始终是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追问何为艺术、探求艺术史哲学回归到审美之思,构成了自己分析美学的三部曲。但刘悦笛认为,丹托的美学仍难逃唯科学主义的藩篱,而且其艺术本质观也没有考虑到东西方的本然差异。丹托从当代欧美艺术状态出发,认为艺术终结只是一种历史运作的方式,艺术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刘悦笛则进一步认定,未来的艺术必将终结在观念、身体与自然当中,因而主张一种全新的生活美学。     

清代叙事诗的阅读接受

准叙述是叙事诗的典型叙述话语,它不可避免地带来"误报"和"误读"。清代叙事诗数量众多,长篇叙事诗不断,在文本误读、不完全叙述和不可靠的叙述者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19世纪西方小说文体叙述特征及模式的发展转变

19世纪是西方小说文体的兴盛发展时期,本文着重论述在19世纪的文化背景中小说文体的叙述转变和特点,并探究了19世纪西方小说的历史化叙述模式、抒情性叙述模式和写实性叙述模式及历史小说、浪漫小说、写实小说的文体形式。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是与晚清政治环境、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其嬗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常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今文经学复兴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等的再造,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通过皮锡瑞、廖平等的努力,今文经学得以继续拓展和兴盛;康有为托古改制,今文经学从异彩走向异端,失去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本来意义。     

论《三国演义》中的音乐描写及其功能

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三国演义》的作者结合自己对音乐的擅长,在战争叙事中穿插上大量有关音乐的情节。在整部小说中,这些富有诗韵的音乐叙述片段具有预叙故事、引出人物、推进情节、舒气杀势等叙事功能。它在衔接故事、凝聚结构的同时,给人以刚柔相济、张弛相间之美感。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小说叙事与人生反思的双向探索——陈宝云《大江流日夜》读后

长篇小说《大江流日夜》在小说叙事和人生反思两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作品采用了充满张力的双重叙事结构,蕴涵着故事主题、情境主题、意象主题三重主题。小说通过展示一群1950年代大学生的不同命运,对生命、社会、历史、文化等命题做出了独特思索。     

女性"讲古"的新体式--论谭恩美四部小说的叙事策略

美华女作家谭恩美的英文小说<喜福会>、<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和<接骨师的女儿>,以其"讲古"式的叙事策略,改写了美国华裔女性长期以来的失语与沉默状态,反映了华裔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确立.作品运用"集体的"、"个人的"叙述模式,从多方位交互赋权,多角度折射出华人们鲜为人知的辛酸历史以及动人复杂的母女关系,潜移默化为传授人生经验、传播古老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谭的小说在美国主流文化市场占有重要一席并获得文学界不断关注,表明了作品中彰显的华裔女性叙事新体式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