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有效模式理论分析

仲裁的成立应归于当事人协议选择了仲裁方式,这使得仲裁既存价值依赖仲裁有效性作为基础;研究国际商事仲裁理论,首先在于明晰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的基本内涵,以判断这类协调手段的实现依据。本文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判断方式出发,分析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与有效仲裁协议的关系,从而设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独立性以及仲裁管辖的效力来源的理论模式。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活动越来越频繁，国际商事仲裁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从而促进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不断完善。然而，在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不足，在仲裁机构、仲裁协议、仲裁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应参照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推动仲裁立法使之与国际通行作法接轨，以加快我国仲裁事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使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各方面的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友好仲裁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的一个非常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友好仲裁的效力也已为一些国家的立法、司法判例、有关国际公约和示范法所承认,但友好仲裁在我国尚不为人所熟悉,故而急需完善我国《仲裁法》中的相关规定。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软思考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软法"应实践需要而产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最佳实践做法,虽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但却被仲裁参与方广泛采纳.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软法"填补了仲裁程序法及仲裁规则等"硬法"的漏洞,有助于提升仲裁程序的效率,推动国际商事仲裁的趋同化发展,并为仲裁程序监督提供合理的参考标准.中国仲裁理论界和实务界未充分注意到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软法"的积极价值,在未来改革中国仲裁法律制度、构建和完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程序"软法"的价值及借鉴意义.     

论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

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实行适度监督是国际主流观念。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秉承这一观念,促进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大幅增长。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还有滞后的地方,会制约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仲裁法》也应作相应的修改,以进一步适应服务国际贸易发展的时代需要。     

我国商事仲裁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改革问题

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方法，源远流长。在我国，自从《仲裁法》实施以来，国内商事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在实践与理论方面都有较好百寺发展。但我国商事仲裁还有很重的行政色彩，分析了我国商事仲裁中行政色彩的表现及其成因，在考察各国立法和国际常设仲裁机构的做法后，提出《仲裁法》应当明确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同时，仲裁机构也应转变观念，促使这一目标实现，以使我国商事仲裁能适应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要求。     

国际商事仲裁诉讼化之检讨——兼评2005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契约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本质特征,国际商事仲裁诉讼化有违契约性本质。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在仲裁程序、仲裁协议、仲裁员以及仲裁管辖权制度中呈现的诉讼化色彩有悖于国际商事仲裁之统一化趋势,是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走向国际化的枷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5年修订的新仲裁规则简化了仲裁程序、突破了仲裁员强制名册制,相比前述诉讼化诟病作了较大改进,但在仲裁程序的选择及仲裁管辖权的确定方面仍存在些许不足。     

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

国际私法传统上的以法院为惟一视角的“诉讼中心主义”存在诸多弊端，忽视法律适用问题阻碍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化，现代国际私法立法应对国际商事仲裁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的体例和宗旨，建议对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     

国际商事仲裁一裁终局的相对性

鉴于国内学术界普遍视一裁终局为国际商事仲裁的主要优点并将其绝对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9条规定仲裁实行绝对的一裁终局制度,运用比较分析法考察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及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分析认为,当争议标的额较大而裁决又有错误时,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一裁终局制度会给当事人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仲裁立法以及一些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都在规定仲裁裁决终局性的同时,允许当事人作出相反的约定和安排。分析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应当在涉外商事仲裁中摈弃绝对的一裁终局制度。     

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完善中国《仲裁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简称《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是世界范围内仲裁法现代化的重要参考,英国、德国、南非等来自不同法系的代表国家都借鉴《国际商事仲裁法》完善了本国仲裁法律。中国当前的仲裁法律在仲裁机构与仲裁庭的权限划分、司法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等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中国应充分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正式承认临时仲裁并明确规范临时仲裁,放宽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减少对仲裁员选任的限制,认可仲裁庭自裁管辖权,赋予当事人选择实体法的自由等。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文章就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概念、种类、有效要件、内容及仲裁条款的独立性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国籍研究——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复函谈起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界定标准主要有两种:仲裁程序所适用法律标准和裁决作出地标准。后者为国际认可的主流标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1条除规定了裁决作出地标准外,还确立了“非内国裁决”标准。我国立法中所规定的标准是仲裁机构所在地,与国际商事仲裁一般理论与实践不符,导致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进行仲裁存在障碍。只有将此类裁决识别为“非国内仲裁裁决”,法院才能寻求承认和执行的依据。      

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贸易纠纷数量的不断上升,处理该区域纠纷的不同解决方式已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现阶段,无论选择传统诉讼还是仲裁解决“一带一路”贸易纠纷问题都会因“一带一路”的复杂状况而面临诸多的法律和现实问题.因此,提出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以专门应对“一带一路”贸易中出现的各种纠纷问题,能够有利地规避使用传统法律在解决纠纷时所要面对的不同国家法律以及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和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而对案件本身的影响.同时,使用“虚拟空间”进行仲裁也满足了互联网经济对高效、快捷的内在需求.“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的构建,也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表现形式.     

我国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

商事调解因其具有能实质高效解决争议、维持友好关系等独特优势,日渐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通行方式。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的趋势,国家适时出台《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提供了巨大机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当前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唯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向指引,重塑“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并通过培育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明确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构建国际商事调解信用体系,方能有效应对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现实挑战。     

论在线仲裁仲裁地的确定

虽然在线仲裁悬浮于虚拟空间,但其程序的进行、裁决的监督、承认和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却与现实空间密不可分,因此,确定在线仲裁的仲裁地问题不容回避。本文基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探讨了在线仲裁仲裁地的确定问题。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与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

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比较协调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联合国及其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建立和发展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相继制定了１９５８年的纽约公约、１９７６年的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和１９８５年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联合国的贡献不仅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国际商事仲裁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为国际贸易法的发展探索出成功的经验。作者在总结联合国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本特点,揭示了现代国际法的某些发展趋势     

复合体育纠纷仲裁解决的困境及其解决之道

《体育法》第92条以“正面列举+反面排除”方式规定体育仲裁的范围,突出了体育自治的特殊性,划定了体育仲裁与商事仲裁、劳动仲裁的界限,为体育仲裁管辖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无法实现复合体育纠纷仲裁的快速解决。复合体育纠纷主体多元,性质多样,导致纠纷定性困难、体育仲裁管辖受限和同案不同裁等现实困境。通过明晰复合体育纠纷的性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兼顾体育行业治理特色,可以化解上述困境。与此同时,体育仲裁机构可以联合商事仲裁机构和/或劳动仲裁机构,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并处理涉体育的所有纠纷,既可凸显体育仲裁的特殊性,又能整合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的优势,以此推动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发展与体育仲裁制度的完善。     

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

国际私法传统上的以法院为惟一视角的"诉讼中心主义"存在诸多弊端,忽视法律适用问题阻碍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化,现代国际私法立法应对国际商事仲裁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的体例和宗旨,建议对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     

浅析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的风险与防范

与其他的争议解决机制相比,国际商事仲裁具有广泛的国际性、高度的自治性、相当的灵活性和很强的权威性,而《纽约公约》的存在使得裁决在外国得到执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些都使其成为目前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最佳选择。在我国,从1956年中国国家贸易委员会正式设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到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颁布,理论界对仲裁的研究逐渐深入,实务界也越来越多地在发生争议时选择仲裁方式。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研究一般侧重于从法律的角度对仲裁制度和规则的研究,且大都持有支持仲裁的态度,这使得对法律不够了解的人们很容易认为仲裁是一种既公正又有效的争议解决方式。但事实上,由于国际商事仲裁的过程是一个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过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对当事人而言,仲裁有可能变成一种既昂贵又费时的争议解决方式。     

仲裁裁决撤销制度之比较研究——兼谈我国仲裁裁决撤销制度之完善

撤销仲裁裁决是各国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对商事仲裁予以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虽然仲裁裁决撤销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已初步建立起来,但该项制度与国际通行的商事仲裁裁决撤销制度仍有一定的差距,我国立法还存在着不少设计上的缺陷或不足.通过对《纽约公约》以及西方主要国家仲裁裁决撤销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现行仲裁裁决撤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应进一步改进与完善这一制度,以便促进我国仲裁裁决撤销制度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