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认定——兼议《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之完善

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动机在于逃避债务,可以区分为逃避公司债务和自己债务两种类型。股东为逃避自己债务滥用公司法人格可以不借助于公司股东（大）会,但股东为逃避公司债务而实施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则必须借助于董事（会）的配合,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体现出来。《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仅仅规定了股东为逃避公司债务而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后果,没有规定公司法人格滥用行为的认定标准,不能作为认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法律依据。     

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3项若干问题的探讨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3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项规定属于自诉案件范围的新增条款,其目的在于保护被审人的合法权益,其实质是将某些公诉案件,在公安机关及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被审人认为应当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并     

犯罪惯技和标记行为的侦查辨析及价值

不同的犯罪主体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犯罪惯技是犯罪人或犯罪团伙所选择的特定的犯罪途径或方法,标记行为是犯罪人为了满足某种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独特行为方式。准确区别这两种典型犯罪行为,有助于确定案件性质、找出犯罪嫌疑人、勾画其独特个性,进行串并案、提高犯罪心理画像信度,为侦查破案和犯罪预防工作服务。     

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修正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旧刑诉法在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方面有诸多不足。新刑诉法根据这些缺陷进行了修正，新增了查封一词，并增加了对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监督规定，将其单独列为第115条。扩充了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范围，增加了债券、股票、基金等新种类。这些新增条款和修正条款的实施，对侦查机关的人权保护意识、侦查能力、执法规范化程度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反贪部门今后执法要更加注重保护人权，提升规范执法水平，提高侦查能力，同时建立内外双层监督机制，促使反贪工作水平迈上新台阶。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可承受之轻"——论一般条款的缺失及原则受限的改进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一直是个有争议的条款。它不是一般条款,又因内设“违反本法规定”而限制了原则条款的扩展适用。由此,这个条款束缚了行政机关规制“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手脚,也使司法机关裁量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依据模糊不清。在新一轮的修法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一般条款并协调与之相关的概念。     

格式条款效力评析

在《合同法》出台前 ,有关格式合同的论著颇多 ,但《合同法》颁布后对此评述的文章则鲜见 ,而《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却并非尽善尽美。就此 ,本文着重分析了格式条款效力的三种情况 ,尤其是指出了对免责条款规定的不足 ,在肯定第 39条与第 4 0条矛盾的前提下进一步指出了完善方式 ,以期在未来民法典中对此内容的规定能更为完善     

对孕妇应否适用死刑的再思考

对孕妇应否适用死刑的问题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刑法对孕妇不适用死刑的规定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会导致一些女性犯罪人逃避法律的严惩。对孕妇应适用并延缓执行死刑 ,对哺乳期乃至经期妇女亦应延缓执行死刑。这样做既避免了上述问题的产生 ,也更加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 ,又不同我国签署的有关国际公约相冲突 ,还有我国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立法例作为借鉴。再者 ,刑法上的人道主义只能是平等和均衡前提下的人道主义     

论《合同法》第51条的立法瑕疵及其完善

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以自已的名义对他人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处分人无处分权、处分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处分行为、对他人的财产实施了法律上的处分并与相对人订立了合同。《合同法》第51条的立法缺欠主要表现为没有规定权利人追认的方式、期限以及溯及力,没有规定无权处分行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此,应规定权利人以明示的方式进行追认、追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论格式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39条与第40条之比较

《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的规范性质存在差异,但两者是从不同的层面来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的,并不存在矛盾之处;第39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比第40条更为合理和科学,适用性更强,因而在认定格式条款的效力时应将两者相结合来考量,避免草率地得出否定性结论。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冲突时的请求权基础——兼评我国《合同法》第41条后段之不合理性

保护相对人利益是规制格式合同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合同法》第41条后段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显然,这一规定只考虑了在多数情况下非格式条款有利于相对人,而没有兼顾特殊情况下格式条款也有可能更有利于相对人的客观实际,因此,该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既然《合同法》已规定了“条款有疑义时为不利于使用人”的原则,则没有必要再做出第41条后段的规定,否则,有“添足”之嫌。     

论我国强制措施“通知条款”及其程序保障机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的“通知条款”设置了侦查主体在实施强制措施后通知被羁押人员家属的义务,并规定仅在侦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过程中,侦查主体对被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方有根据法定例外情形作出不通知家属的决定的裁量权.为保障“通知条款”执行的实质性,立法和司法机关应当制订更具弹性的通知范围以及构建以外部控权为主要特征的程序保障机制.     

走出效力性强制规定的误区——《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的解释与适用

《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规定作为违法无效规范,承继了现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概念,且增添了但书条款,但并未采纳效力性限定,该种做法尽管与当前司法进路不符,但殊值赞同。以该规定的解释论为中心,通过法教义学方法,引导司法实践走出效力性规定的事前识别误区,正当其时。强制性规定仅指行为规范,有别于单纯强行规定,后者并非违法无效规范的规制领域,二者可从规范重心、违反规范的方式、是否有效力瑕疵外的他种制裁、是否施加行为义务四项标准进行区分。在规范适用进路上,法律适用者应当走出效力性规定的识别误区,效力性规定仅具事后描述之效,其事前识别无法离开利益衡量的实质判断路径,且在某些情形中完全不可实现,进路本身存在先天性缺陷。在民法总则时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效力判定上,司法界应当直接采纳以利益衡量为核心的比例原则判别模式。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探究——从《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谈起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即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集中规定在《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但该条款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8种行为是罪名抑或是罪行却尚不明确。两种意见的争论广泛而持久,应该对其进行理性的评判。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14周岁不可动摇,《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是罪名,但具体化的罪名将突破8种。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立法机关对该条款的明确须臾不可迟缓。     

浅谈信用证软条款及其防范

信用证主要分为不可撤销和可撤销信用证两大类。然而实践中却产生了另一类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所无法调整的信用证,即软条款信用证。软条款信用证有两个特点:(一)受益人议付货款时,除提供贸易合同规定的单据外,还须提供或满足信用证中约定的其他单据或条件;(二)而这些单据或条件是受益人/卖方无法通过自己单方履约行为来获得/满足,而是受到买方/开证申请人或第三方行为意志的制约。对信用证软条款的处理应以预防为主,并时刻注意运用合同与相关法律的规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论侦查方向的确定

侦查方向是侦查工作的指向或者针对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开展侦查工作。确定侦查方向是在侦查工作的初始阶段就必须解答的问题,它需要以整个案件所反映出来的各个方面的信息作为依据。在侦查中,可以通过单一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确定侦查方向。     

试论任意侦查行为与强制侦查行为

侦查行为分为任意侦查行为和强制侦查行为,在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未作如此区分.之所以对侦查行为作如此划分,是科学的和必要的,其划分的价值和意义对研究我国的侦查行为具有重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从业禁止条款规范适用剖析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第三十七条之一从业禁止条款,能够有效预防职业犯罪人再犯、防卫社会安全。但刑法对从业禁止条款的实质要件、适用严则、适用主体等没有进行清晰的解读,从而使得该条款的可操作性大大减弱。明确从业禁止条款的构成要件、司法适用,才能准确把握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举。     

也谈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建构和谐社会向度下的思考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依良法而治更是实现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刑讯逼供行为古已有之,且大有屡禁不止的趋势。造成刑讯逼供行为泛滥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是与刑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无关系。以侦查程序构造为视角,分析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通过对侦查程序构造的重构来实现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     

保险诈骗罪与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的关系及法律适用

刑法规定的保险诈骗罪和保险法规定的不可抗辩条款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冲突,民事上合法的行为,在刑事上不可能是犯罪。不可抗辩条款限制了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维持了合同的效力,但并不具有赋予欺诈行为以合法性的法律效果,适用不可抗辩条款的保险合同,仍有存在保险诈骗罪的余地。刑法和保险法从不同角度均对保险秩序予以保护,刑法是对保险法的有益补充和有力保障。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未成年犯罪人的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未成年犯罪人不适用财产刑，应设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的特殊情形及未成年犯罪人假释的适用对象及实际执行的最少刑期，以便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及执行有明确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