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法治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化

主体重塑是全球治理浮现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各具特点的全球治理机制是主体重塑的表现之一,但也引发了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的追问。全球治理宪法化这一理论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但仍有其局限性。全球治理宪法化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从法治的角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及完善其合法性的努力。近年来关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治化进程的讨论展现了这一思考进程的重要性。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发展及指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前后相继、持续推进的动态演进过程，此过程遵循继承与发展的内在生成逻辑。现阶段，它既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实现的新发展和新飞跃，又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新推进和新突破。作为思想方法和实践原则，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离不开个人智慧与集体奋斗所凝聚起的“中国化”主体力量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所催生的“中国化”实践条件的客观前提。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

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安全不可或缺,但因其无国界性、工具性、匿名性,单纯的国内治理会遭遇种种限制,故而互联网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宣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合作互助机制、标准实施协调机制、风险防范与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并注重互联网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迈向全球文化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的演进分析

文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方式，又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与共识基础。全球文化治理何以成立、如何形成？其核心理念和主要议题如何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样本。UNESCO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主张“文化促进和平与知识流动”的奠基期，支持“文化推动去殖民化”的拓展期，推广“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兴盛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球文化治理的要素逐步确立：治理框架越发完善，治理主体日渐壮大，治理内容和方式趋向多元。治理要素与文化政策互相呼应，共同推动全球文化治理的演进和成熟。最近三十余年，UNESCO极力将文化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形成全球文化治理的主要议题：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推动力、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追求文化本身的重要价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可借鉴UNESCO通过多年实践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完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力量。     

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向外学习与扎根自身、扬弃传统与面向未来中不断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从前期的孕育到后期的建立健全,经历了一个与国家治理体系从松散联系走向紧密关联的过程。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遵循5个逻辑：不断满足人民对优质环境的需要;从经济增长优先到环境经济协调推进并不断趋向绿色发展;在约束激励并用中不断迈向激励相容的改革路径;从行政区到跨区域、从一元到多元演变中趋向协同治理;从学习到创新并积极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中国环境治理演进呈现的是一种实践逻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导向,而非理想化的理论逻辑。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 现实挑战与中国路径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空间扩张、全球化实践主体力量转换、全球秩序深刻演变、全球规则体系效能衰退推动了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大，信任赤字呈现理性选择信任积累不足、情感选择信任持续弱化、道德选择信任发展曲折等特点，全球信任赤字治理迫在眉睫。然而，西方零和思维、全球意识淡薄、信任机制羸弱、舆论环境恶化等为信任赤字治理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张通过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拓展信任建设新内涵、推进多边机制的效能与民主化、塑造可信的国家形象等来推进全球信任赤字治理。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绿色消费发展路径研究

从绿色消费的历史演进入手,探究当代中国绿色消费的时代意蕴。基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消费研究综述,厘清高质量发展与绿色消费的内在机理。通过对绿色消费主体的分析,构建了以绿色消费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继而结合当前绿色消费的现状与问题,提出采取绿色消费主体内外联动的高质量发展机制,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协调发展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绿色消费发展的现实路径。     

论全球治理实践中的指数应用与构建

指数正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指数的基础是原始数据,关键在于相关理论逻辑,核心是其背后承载的治理理念。指数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监督治理进程,降低国际机制运行成本,促进国际机制间互动,巩固和推广相关治理理念。然而指数也可能为构建者用以推进私利,损害治理实践。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机构)在指数构建中占据绝对优势,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其流弊亦多。鉴于此,中国相关机构在参与指数构建的过程中,可以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创新推广和传播模式,加强理论建设,弘扬具有包容性的治理理念,从而发挥指数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的四重意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合作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其科学内涵包括四重意蕴：在时代意蕴上,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在理论意蕴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在实践意蕴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在价值意蕴上,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土地细碎化县域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机制

土地细碎化治理是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土地细碎化问题无法通过单一的治理方式解决,需借助多种力量合力应对。中部金峨县的经验表明,土地细碎化治理应以县域为单元构建治理体系,整合地方政府、农民和市场主体等力量,使政府、社会和市场形成治理合力,实现土地细碎化治理的目标。在土地细碎化县域治理体系中,以地方政府引导为核心的行政化机制是前提条件,供给土地细碎化治理资源,引导土地细碎化治理实践;以农民自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化是组织机制,村社集体统筹协调土地整合和土地流转过程,农民通过自主决策和民主协商参与实践过程;以市场耦合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是必要条件,耦合行政化机制和社会化机制,借助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推动土地集中高效利用。     

全球治理转型中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解决之道——兼论我国的策略选择

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凸显出全球化进程中贸易与环境议题的复杂性。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在纠纷解决上显得举步维艰。在全球治理机制更新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对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解决应通过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层次的多元化,来实现纠纷解决理念的转换、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及柔性治理的转化。我国须坚持民主平等原则、权责统一原则,通过转基因食品贸易战略选择、制度设计和配套机制建设,提升应对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能力,维护本国利益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协调与平衡。     

论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角色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越来越丰富的全球议题被纳入全球治理框架下,其中全球农业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与影响日渐突出。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文章从农业合作机制、农业发展援助、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农业投资与贸易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农业合作机制是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的重要保障,发展援助是全球农业治理新的切入点,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为全球农业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农业投资与贸易是促进全球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引擎。 通过分析农业领域提供的中国方案,探索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农业治理体系的新思路。     

绿色金融：发展逻辑、理论阐释和未来展望

经济与金融互生共荣,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动能。通过溯源经济思想史中的绿色思想,刻画出绿色金融的演化脉络,并辨析了演化过程中相关衍生术语的内涵及异同;基于绿色金融发展的利益关联方,阐释绿色金融理论基础和核心特征,从而构建出绿色金融发展的四方主体框架。绿色金融研究未来应该遵循新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国际视野;从区域经济协调体制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消费者绿色行为、气候风险防范等方面创新绿色金融政策、市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揭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后续扶持的政策范畴、价值导向及行动边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借鉴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从地域格差与空间变迁、地域生活与要素配置、地域治理与主体重塑、地域秩序与制度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搬迁动员、稳定脱贫、主体发展和融合共享四个阶段,系统阐释它们在空间联动、要素整合、扶持机制、主体重塑、制度变迁等实践导向上的扶持政策瞄准和阶段演化趋势。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秩序演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推进模式,使其地域格差演进、地域生活营造、地域治理重建、地域秩序整合的实践过程呈现演化周期性、空间联动性、治理互嵌性、融合梯度性。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应当围绕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主体性融合发展,突出能力建设和长效机制;同时,回归现代地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强化治理能力扶持和后续扶持阶段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建设。     

欧洲航运巨头的脱碳行动——规则压力与转型动力

航运业脱碳是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航运巨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兼具治理客体与治理主体双重身份,既面临来自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欧盟的规则压力,也拥有推进公司可持续发展转型、实现自身碳中和目标的内部动力。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遵守强制性、惩罚性措施可能导致巨大经济损失与企业形象破坏的消极预期,迫使其聚焦规则压力较大、转型动力较强的领域,开展对外部规则的“服从反馈式行动”——推进船用燃料的低碳与零碳转型、研发试点绿色船舶技术;而治理规则尚未定型成熟以及期待提高规则制定的要价与谈判能力而产生的积极预期,促使其布局反作用于外部规则压力、稀释上述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规则制定权与话语主导权的实践,开展对外部规则的“议价反馈式行动”——制定绿色航运相关标准、成立行业减排联盟。欧洲航运巨头推进航运业脱碳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持续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