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美日同盟与地区安全

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是美国在这一地区保存军事存在的一项基本条件。亚太地区的多数国家也基本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特别是修改后美日安保条约却可能对地区安全带来消极的影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应该寻求合理、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     

共识下的游离: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

由于同盟关系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往往被视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实际上两国间不乏分歧。由于和中国实力对比的差异、战略选择的不同以及国家利益分歧的影响,美日在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与应对上存在差异。这在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看来,中国军力增强的主要影响在于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主导权,但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安全威胁。而日本的认知更为复杂,除了关心中国军力增强可能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变化外,还担心中国军力增强对日本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美国主要是基于霸权战略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防范与限制的政策。日本则主要是基于地区主导权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孤立和制衡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应根据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差异采取相应的策略,利用美日之间的分歧,削弱美日同盟的对华安全压力。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东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问题研究

目前,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共存之局面,一方面各种安全机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板块化以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安全机制间的边界又越来越模糊,并呈现出交叠、竞争的趋势,形成了"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现象。该现象主要表现为机制多元化、机制复杂化和机制间的无序—竞争化,而权力失衡、利益分化以及认同削减是造成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同时,碎片化降低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化水平,加剧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复杂性,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性,从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故此,中国应通过成为东南亚安全治理架构的"议程设置国",并积极推进亚信会议进程以促进地区现存安全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努力提高东南亚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综合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积极参与并支持"东盟中心"的区域间主义动议与行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确保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从日澳"安保关系"透析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

2007年3月日澳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安保关系".日澳"安保关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安全战略出现的新动向,即日本正试图确立起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澳"安保"为辅助的安全战略,并在200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得以初步显现.这表明,日本正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来谋求更大的地区自主权,强化向"正常国家"迈进的政治资本,也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关系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恐慌程度,波及的范围,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空前的.它影响着国际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走向.本文试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日美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再强化与转型,进而从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遏制战略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基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争夺地缘利益,对环南中国海战略形势进行再认知,中国在美太平洋战略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完成了由以遏制苏联为主,向以遏制中国为主的战略转变.在此背景下,美国挑起“北部湾事件”,扩大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侵扰中国南海疆域,掠夺东南亚各国资源.这不仅影响到美国自身的消长,而且也给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论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的维系——基于对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日同盟何以长期维系是联盟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亚太地区秩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主流联盟理论尚未深入探讨的“复合同盟”概念是基于正式条约合作的政治经济同盟,主要特征体现为安全合作具有最高决定性,经济合作具有战略性,二者共同寻求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且文化合作对同盟的维系具有放大效应。复合同盟的维系可以被划分为同盟解体、同盟弱化、同盟维持与同盟强化四大形态。基于联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探究美日同盟长达70余年的演化发现,促成美日复合同盟长期维系的是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其完整的驱动逻辑是体系压力(前置变量)、代偿机制(核心变量)、国内政治(中介变量)、复合同盟的维系(因变量)。近年来美日复合同盟趋向失衡的双向代偿在美日两国国内、区域乃至体系层面产生了愈发显著的负面效应。而在体系变迁、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前景下,若代偿机制持续严重失衡,美日同盟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同盟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