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演变分析--兼谈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回顾西方行政理论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公共行政价值呈现出从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的回归历程.本文对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作以述评,以期对我国行政改革有所裨益.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传统责任行政、新公共责任行政、新公共管理责任行政,到如今的新公共服务责任行政.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动态发展是在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背景下进行的,并且与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同步进行.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为我国责任行政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首先要找准问题,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目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问题意识的薄弱,这严重制约了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是指公共行政学者与务实者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以专门的公共行政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认识行政问题的实质和类型、发现并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行政问题的意向和能力.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需要从回应当今世界发展提出的挑战与反思性地参与中国行政发展进程的构建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以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的形成.     

论行政人格之于公共行政研究的意义

人格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从公共行政思想史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行政人及其人格即行政人格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主题;从公共行政实践看,行政人格在公共行政及其理论研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如果公共行政研究将官僚制作为中层的分析单位,那么官僚就是官僚制及其理论的微观基础或微观分析单位;从行政人格的性质来看,行政人格对于公共行政具有方法论意义,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方法。     

以德行政:对官僚制的超越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德治国",具体落实到公共行政中,就是以德行政.以德行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模式,我们把它称作为服务行政,它将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以德行政"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官僚制的出路.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努力构建以德行政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在构建以德行政的公共行政模式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道德化是最为基本的内容.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通过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建设,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塑,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张力与启示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思想理论基石,政治-行政二分法具有很强的范式张力、思想张力和实践张力。政治-行政二分法通过理想化的理论构想,对公共行政学范式发展和变迁起到独特的导示作用,通过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互动的理论构想、协调重于分开的分协体系、功能主导机构的组织的思想,框定了公共行政发展变化和“钟摆”的范围。政治-行政二分法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学科发展和行政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进一步强化历史实践意识、语境生态意识和追根溯源意识,走大学科之路、加强公共行政哲学的建设、形成公共行政学一些大的焦点问题,应遵循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旨,既保持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又使二者适当分开。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现代公共行政发展探析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一场现代公共行政改革,带来了公共行政的巨大发展:政府职能不断优化,权力结构得到合理调整,行政方式变得多样化和柔性化,服务行政的观念逐步确立,公众参与公共行政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强,行政服务的质量日益提高。     

西方民主行政的演变与规律探析

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民主行政"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发展范式。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传统公共行政"工具———技术"理性和"管理主义"思维的影响,民主与行政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认识的不断深化,民主与行政的关系有了融通的桥梁,主张公共行政在治理过程中承担民主价值的呼声逐渐成为趋势。民主行政在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批判以及与管理主义的对话中逐步深化发展,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理论谱系,也经历了一个从理性探讨到社会建构、从单一权威中心治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过程。     

行政参与权对新型行政法律关系的构造

参与式行政是当代公共行政兴起的新的行政模式,赋予行政相对人行政参与权是参与式行政的根本标志。行政参与权改变了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地位,重构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转变了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目的,变化了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存在方式,形成了新型行政法律关系,亦即参与式行政法律关系。     

论全球化的功能性发展与制度性发展

全球化是指微观主体之间的联系超越国家的发展过程。它包括功能性全球化和制度性全球化两个方面。全球化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矛盾 ,而是功能性全球化与制度性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存在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因而它们能够且必然共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民族国家应摒弃狭隘民族主义的行为方式 ,采取积极的民族主义政策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以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全球性规则。     

从传统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发展观的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传统发展观创新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理性发展观,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整体性、全面性和综合性来考虑发展问题。中国在21世纪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摒弃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影响,更新经济发展的观念,建立以和谐为主题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走多节制的经济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样要实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论女性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浅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女性的发展

人们往往只是在传统价值观、风俗等社会学方面关注女性的发展，却忽视了女性发展也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的发展和教育水平影响了人口的出生率、儿童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的效果并对资本的形成、劳动力资源的形成这两个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以及人类对抗疾病的效果等一系列社会发展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女性发展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差异的有显著的关联关系。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女性发展差异，尤其是男孩和女孩发展的明显差别不单纯地因为传统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的改革。     

全面发展的人与全面发展的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学校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教育学误读不仅影响理论自身的传播与发展,更影响其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价值.只有准确把握这一学说的科学内涵和动态发展趋势,才能找到理论和实践的最佳契合点,才能既发展理论又指导实践.     

科学发展观与旅游业发展

本文探讨旅游业科学发展观的意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旅游业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寻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科学发展与人的发展

科学发展与人的发展,这是推进科学发展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也是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难点问题、关键问题。科学发展的含义,既包括我们对于事物矛盾运动和转化的哲学认识,包含对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规律与相互影响的正确判断,也包括提高自身适应环境、变革事物与促进和谐发展的功能,提高自身存在的价值。发展离不开人,人是决定性因素。必须注重人的发展对于科学发展的作用,以及发展的人对于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发展经济学演变过程中的发展思路及其政策取向

发展经济学在演变过程中有不同的发展思路及其政策取向。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或60年代末的发展思路以结构主义思路为主，在政策上主张计划至关重要；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以新古典主义思路为主，在政策取向上认为市场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为主，在政策取向上认为制度至关重要。     

加快西部城市社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

党的十六大的召开为西部大开发、西部城市社区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此，剖析了社区建 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西部城市社区建设的状况，并提出相应对策。     

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于中国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标志性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根基,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和观念升华。它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贡献,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它的提出也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认识,为解决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从而对于引领新常态下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