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学者的理想追求

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初的乾嘉时代,是中国考据学,亦称朴学的最为壮观的高峰。80余年中,人才辈出,著作如林。为了攀登考据的峰顶而领略无限的风光,乾嘉考据学者做出了超乎常人的不懈的努力。这已如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自序》中所指出。他们的工作无异于一种苦刑的折磨,然而又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们不禁要问:他们何以甘愿受那种苦刑的折磨?我以为,除了当时客观的原因之外,根本地则在于乾嘉学者的主观选择。 意识自由“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①乾嘉学者之所以选择“考据”,而非“义理”或“辞章”,是由他们本身的…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张惠言经世思想:经学与词学之统合

嘉道之际,经世思潮与考据学风并存。作为清代第一流的经生,张惠言是清代考据学代表之一,但他的研习宗旨已经摆脱了乾嘉偏重学术文献考证的局限,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企图全面恢复虞翻周易学说,并进而研习郑玄礼学,目的在重现圣人之道而实践之。也正是他的经世致用意识,直接促成常州词派理论的建立。虽然张惠言的词学理论相比前人并无多少创新,但由于嘉道之际,国事衰落,儒家用世传统轰然而兴,而张氏视词为解决社会危机的工具之一,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大批常州士人揄扬,使常州词派逐渐取代浙派成为晚清词坛的主导者。     

刘一明《道书十二种》农学思想考述

刘一明是清乾嘉年间长期活动于西北地区陕甘宁三省的道教龙门派著名学者、内丹家、医学家,其所著《道书十二种》包含了丰富的农学思想,其农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需尊物道而行、因时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观和一系列农业生产技术三个方面。     

翁方纲之正史品评及其史学思想

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翁方纲并不以史学见长,其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正统观审视历代史书,主张读史应鉴古知今,尤其关注典章制度。在各种史书体裁中,他偏好纪事本末体,认为纪传体、编年体各有优缺点。他的这种史学观念形成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充分反映了清中期官办学术工程下的学术思想特色及其生存状态。     

从《瓯北诗话》看赵翼的诗学思想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 ,文学家 ,同时也是诗论家 ,他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论诗专著《瓯北诗话》中。在复古思潮和考证学风牢笼诗坛的乾嘉时代 ,诗歌创作在尊唐尊宋中徘徊 ,以袁枚和赵翼为代表的性灵文学思潮重视抒写性情 ,赵翼尤其提出诗歌的发展要靠创新 ,给沉闷的乾嘉诗坛吹来了一股清风。本文以《瓯北诗话》为文本 ,从诗史论、作家论、创作论、诗体论四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赵翼的诗学思想。     

晋宋之际文臣傅隆述略

傅隆是晋宋之际北地傅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集能吏、学者于一身,其人特征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归纳。第一,为人谨重、沉静、谦恭,不喜交游,在晋宋之际纷乱时世中得以保全自我而善终,这与其族弟傅亮位高权重、不知隐退而被诛有所不同。第二,为官刚直不阿、尽职尽责,尤以任职"御史中丞"为突出,展示其理政方面的能力。第三,一生笃志儒学,勤勉博学,以学者著称,尤其精通"三礼",重视著述事业,重视经世致用。傅隆堪称晋宋之际一位名臣,其在东晋南朝经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北地傅氏家族人物的探究,也可以拓宽晋宋之际文化名人研究视域。     

邵晋涵对宋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二十四史中，元代史家修撰的《宋史》向来以繁冗猥滥见讥。明清两代史家鉴于《宋史》存在的问题，纷纷改撰或重修，产生出一批宋史著作。在这些史家中，乾嘉时期的邵晋涵是一位对宋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而又鲜为人知的学者。橥邵晋涵在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史学史...     

近代文化的序幕——龚自珍学术思想述评

在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转折时期,一个是十七世纪中叶前后的明清之际,一个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清乾嘉时期,还有一个是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众所周知,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新的市民阶层出现并与封建经济体系产生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复杂,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钱大昕与元史学

钱大昕与元史学陈其泰乾嘉考证学派大师钱大昕在诸多学术领域均有高深造诣，而尤以考史著名，生平对元史用功最勤，成就最大。他对明初官修《元史》草率成书、纰漏百出提出严肃批评，并广引各种史料，运用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对《元史》的大量舛误加以考辨、纠正，提出了...     

陈元赟及其《老子经通考》

陈氏为明末清初之际流寓日本的浙籍学者,对日本的学术、技艺和中日文化交流贡献颇多,在日本被尊为“先哲”。然而,在我国却鲜为人知,对其生平、在日活动事迹及著述的研究更为罕见。本刊这期发表衷尔钜的文章,对陈氏其人及主要学术理论著作《老子经通考》作了介绍。认为他对《老子》一书的许多概念、范畴、观点的解释,自成一家,有独到的见解。     

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

在明代正常的皇位更迭之际,大多数内阁首辅并无特殊表现,亦很难因此而出名,但杨廷和不同,他因皇位更迭而名噪一时,并为后世学者所关注.因为在他担任首辅时,明朝皇位更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明武宗的绝嗣和皇位一时的空缺将他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杨廷和,学界的评价很不一致,其中大多数沿袭部分明清学者的说法,一味地放大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行为,并刻意为其辩护.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这一时期杨廷和的一味粉饰显然是有问题的,无助于对明代政治特别是嘉靖政治的客观认知.目前对杨廷和总体研究的水平还不高,缺乏有深度、有见地的高质量成果.大礼议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非简单的礼仪问题,那种试图以礼仪为视角来解读大礼议是不可能认清这场争论本质的.本文以有明一代的政治演变为视角,就杨廷和与大礼议的相关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进一步阐明自己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认识.     

孙诒让学术检论

孙诒让是晚清浙江一位极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典章制度专家。本文从他的为学次第与治学方法入手，对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作了全面的论述和精当的评价。作者认为，孙诒让既是清儒主流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现代学术研究（如甲骨文研究）领域里的一位开山大师。他不但以乾嘉治经之法与永嘉通经致用之说的精神相结合，在典章制度研究方面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而且把他所接受的“新知”与近代新发现的材料结合起来，在语言学研究等方面为后人开了许多路向、许多法门，其思想方法已较清儒大大前进了一步     

《梧门诗话》编选与法式善诗坛地位之确立

乾嘉时期,蒙古族诗人、国子监祭酒法式善积极主持诗话编选活动,历时20余年编订《梧门诗话》十六卷,是书收录诗人、诗作数量多、地域广,且无门户之见,兼收众长,在这一时期的诗话中,颇具特色。长期而广泛地编选《梧门诗话》,为法式善在文坛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并为其在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盟主地位的达成构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平台。     

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     

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

费孝通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英国,其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回国后,费孝通先生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诸多经典的调查报告。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土本化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是获得过"赫胥黎奖"和"马林诺斯基奖"的亚洲学者。 费孝通先生对《社会》杂志的发展曾寄予以极大的关心和希望。他曾为《社会》创刊号寄文,其著名论文《江村五十年》也是首先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1986年第6期)。在即将迎来他95岁华诞之际,本刊特刊发一组有关他学术思想的述评文章。     

菩提达摩的传承与现量——兼论《入道四行》

古今很多学者包括汤用彤先生对菩提达摩的许多清静现量有怀疑倾向,其根本在于他们对佛法了义境地的不甚了解,心心有异,于是不能以心传心.达摩是历代祖师中境界的现量较为圆满的一位,他重法性的一昧,亦重法相的万行庄严,这源于他广大而微妙的佛法传承,更源于他荷负如来、承担众生的大智大悲.     

诗体模拟与情感抒写——论高启的近体诗

高启是元明之际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近体诗既有诗体模拟的自觉追求,更是对自我情感的真实抒写,呈现出其优秀诗人的特征。高启既不同于传统的讲究教化的儒家诗人,也不同于只知苦吟而追究诗歌工巧技艺的诗人,他是一位将诗体模拟与情感抒写紧密结合的真正的专业诗人。     

王夫之经济思想散论

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他以哲学著称,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很少有人谈论。有人说这是由于王氏“经济言论不多”之故。与他的哲学、历史著作相比,此说尚可;但若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此说未必适当。他的儿子说他对“上马食货”“极意研究”。笔者浏览其书,亦知他对我国     

略论乾嘉史家的考史方法

本文通过对乾嘉史家之考史方法的认真、系统的研究，认为乾嘉史家运用归纳、演绎、比较和辩证，以及会通等形式多样的考史方法，对历史记载和历史事实作了全面的考证。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揭示历史的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进而看到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差异，而且亦有助于对历史作整体的考察。继之又指出乾嘉史学成就辉煌，理论水平提高，是与乾嘉史家综合运用各种考史方法密切相关，这就为中国古代考史方法论的形成与总结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