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

汉初,《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论》在出现的先后次序上是《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在内容、篇次、文字的异同上《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在源流上,三《论》同源而异流.     

《曹全碑》的艺术特色及其学习技法

《曹全碑》以工整精巧、清逸秀雅的艺术风格独立于汉碑之林。《曹全碑》在用笔上以圆笔为主 ,在结体上大多采用横向取势 ,审美上宛若古代仕女。《曹全碑》的技法学习要在线条、结体和整体风格上全面把握。     

论马克思的《提纲》与恩格斯的《终结》

在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恩格斯于1888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在1845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思想上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实际上,《终结》与《提纲》在根本的思想观点上是相同的,但在形式上和有些具体内容的阐述上是有差别的。     

《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

《淮南子》深受《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宇宙论上,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精气说;在心气论上,继承了《管子》的"以心受道"理论;在政治论上,继承了《管子》的心体君位说;在修养论上,继承了《管子》的心形双修理论。《管子》四篇理论是典型的齐文化思想,《淮南子》之所以受到齐文化影响,一是与汉初齐文化的盛行有关;二是与《淮南子》的部分作者来自齐地有关;三是齐、楚文化风格有契合之处。     

上博简类楚辞作品与屈骚比较探析

《上博简(七)》中的《凡物流形》与《上博简(八)》中的《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鶹鷅》五篇文献,整理者将它们归为楚辞类(体)作品。这几篇文献的释文一出版,便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且多数研究者认为这几篇文献与屈原作品有着相似性关系。我们认为上博简这五篇文献与屈原作品比较,不论是从艺术表现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相似性只表现在《李颂》与屈原《橘颂》的写作形式和表现内容,及《凡物流形》前三章同《天问》的问句形式及内容上。     

卫三畏对《聊斋志异》的译介

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分别于1842年、1848年和1849年在《拾级大成》、《中国总论》和《中国丛报》上译介了近20篇《聊斋志异》故事。由于《拾级大成》、《中国总论》和《中国丛报》在英语世界影响巨大,他的译介对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起了重要作用。     

朱子与蔡沈《书》学异同考论

朱子在《文集》、《语类》中有大量关于《尚书》的论述,并详细注释了《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数篇,为蔡沈《书集传》确立了注释的基本原则和体例。但比较朱子与蔡沈注释,二者在《尚书》训诂、义理和注疏体例上依旧存在差异。     

是非凭物理,褒贬弃因循——刍议王船山《诗经稗疏》的训诂特色和训诂理念

清代《诗》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名物训诂研究上,至乾嘉时代有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三大名著传世。在清初三大家中王船山《诗经稗疏》在训诂上的成就尤为突出,开清人《诗经》名物训诂研究之先河,此书对前贤故训能择善而从,又不因循守旧,钩沉辨谬,探赜发微,订正古注,补证成说,在继承中有发展,在训诂实践上有新说,在训诂理念上有新见,皆足以启迪后学,实为体现王船山《诗》学造诣和成就的代表作。     

宪法与基本法司法适用的香港经验——基于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分析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终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地适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终审法院认为《宪法》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且并非只有第31条能够在香港特区适用,《宪法》多用于说理部分,也可以作为裁决核心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从未被作为违宪审查的依据。在被适用的频率和条款数量上,《香港基本法》远超于《宪法》,且终审法院一般优先适用《香港基本法》;在适用领域上,《香港基本法》主要被适用于保障基本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宪法》主要用于说明香港宪制架构问题;在适用方式上,《香港基本法》既被用作说理部分,又频繁被用作对核心问题进行裁决的主要法律依据,甚至被用作对行政机关行为和立法机关法例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生生的道德之家：论《周易》的自然观

《周易》的生态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或自然观中。在自然的生成上,《周易》主张天地万物自然而然地生生不息,强调生生的顺成性、反生性、交互性、开放性和时机性。在自然的秩序上,《周易》提出了天地父母、万物同胞、宇宙一家的关联结构。在自然的意义上,《周易》强调天地生物之仁德,显示了一种无目的和无意志的道德宇宙观,并以此作为圣人治天下的模范。《周易》“生生之仁”和“万物一家”观念,有助于在生态危机背景下对机械论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反思。     

希望的火花——读再耕的咏物诗

再耕同志是重庆青年诗人中比较勤奋的一个。他在教书和编辑工作之余,写了很多的诗:有歌唱党的生日的,有赞颂新的生活的,有托物言志的,也有儿童诗篇。我格外欣赏他借山、海等自然景物来抒情的咏物诗。记得是在1980年,我最先在《羊城晚报》上读到他的组诗《山海吟》、以后又在《花溪》、《朔方》、《贵阳?报》、《成都晚报》、《山花》、《沱江文艺》、《??》、《清明》等报刊上,陆续读到他的咏物诗近30首。我衷心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丰收     

梁启超与《太阳》杂志

《太阳》杂志是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性综合杂志。编者岸上质轩(Kishigami Shikken)曾采访梁启超,并在《太阳》杂志上刊登了采访内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在《太阳》杂志上获得岸上质轩的几次介绍。梁启超和他创办的刊物为《太阳》杂志提供了中国改革志士的形象和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太阳》杂志也被梁启超及其同伴的报刊积极有效地加以利用。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时,已很关注世界各国近事以及国内各地新闻,使读者知晓政治动态和新的学问。参与《知新报》编撰的何树龄也很关心《太阳》杂志,根据何树龄寄给岸上质轩的书简可知,何树龄比梁启超略早就与岸上质轩有了交往。通过《时务报》、《知新报》以及《清议报》,梁启超一直与《太阳》杂志保持着联系,在《清议报》阶段,尤使得双方的交流内容更加具体化。     

论《旧唐书》的是今文学观与多元化思想

《旧唐书》所秉持的是一种是今文学观。是,即肯定、赞美;今,即唐代。这种文学观在《旧唐书》中是从两个向度展开的。在文学发展观上,《旧唐书》认为唐代文学自有特色和优点,应该肯定并赞美。在文学价值观上,《旧唐书》认为唐代文人之德也许不足但才气才能和名气名声更大,也应该肯定并赞美。《旧唐书》还有多元化思想倾向,以儒为主,兼容释、道。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

屈原和嵇康都是政治舞台上的失败者，又同为精神世界的巨人。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相隔五百五十多年，而在精神上二文颇多相通之处；在形式上《卜疑》明显受到《卜居》的影响。     

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整理、传授和发展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他一个人就教了三千个学生。他在晚年,在编纂教材和读物中,同时对中国远古文献典籍作了整理和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内《乐经》失传,故亦称《五经》。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

春秋时期,贵族士人保留着温文尔雅的周代君子遗风。《诗》在对外邦交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邦国交际过程几乎通过《诗》来完成。在主观上,赋《诗》行礼、以《诗》明礼,主要在意其外交意义;在客观上,赋《诗》言志具有文艺鉴赏的意味。赋《诗》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遵礼而行,所以《诗》意本身便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或作为真理的依据而被运用。朝聘诗为"陈己德"的重要手段,是外交语言的诗化。《诗》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往往与赋《诗》者的品德境界相辅相成。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新文学运动”冲击下的旧“文苑”

20世纪初年以来,报刊上的“文苑”栏成为旧诗发表的重要阵地,而在1917年“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在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等的冲击之下,1919至1921年间,报刊上的旧诗发表遭遇挫折,不少全国性报刊如《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时报》等的“文苑”栏被废止,这表征着时代的文学尺度发生了变化,新的诗歌阅读趣味开始形成,旧诗在新一代的阅读世界里面临危机。但之后甚至这期间,旧诗依然是报刊上的重要风景：有的是“文苑”废而又生,如《大公报》《时报》等;有的是旧诗发表一直未曾中断,如《申报》《益世报》等;有的是新生报刊创立“文苑”,如《学衡》《国闻周报》等。在这些阵地上,活跃着南北报刊大发其诗的同光体诗人、阵地满天下的南社诗人以及可以称得上文学史失踪者的绮艳谐趣派诗人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发表的竞争,如《时报》的“双轨”并行和《小说月报》的迭代而生,但无疑,他们共同缔造了“热闹”的“旧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