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与奠边府战役

奠边府战役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对当时的远东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围绕这场战役,中国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中国不仅帮助越南制定了战役的具体作战计划和方案,在战役过程中进行具体指导,而且还提供了战役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等,确保了战役的胜利.美国则帮助法国制定了“纳瓦尔计划”,并为法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同时还积极策划军事干涉.由于受到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日内瓦会议的成功,美国的干涉企图未能得逞.     

1949-1950年间美国卷入对越干涉的再考察

本文认为,美国以直接援助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和其所认可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方式卷入在越南的干涉虽然直到1950年才成为现实,但至少早在1949年美国就有这方面的意向,而其根源则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美国卷人在越南的干涉固然与它对苏联的威胁的担心进一步发展有关,但在越南遏制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排挤法国势力的双重目标才是其卷入在越干涉的基本原因.     

走近越战泥沼——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对越政策的演变

本文通过对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对越政策演变的分析,揭示其与日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关系.文章认为,同日后卷入越南战争一样,美国之所以袒护法国、漠视越南人民的独立要求并随后卷入在越南的战争干涉,乃是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文章尤其强调,美国1954年主导联合行动的努力和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所为直接为其日后卷入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人道军事干涉适用国际人道法所面临的困境

随着民族、宗教等矛盾引发一个国家内乱或内战现象的增多,国际社会拟对其进行干涉的需要和压力也不断增加.然而,人道军事干涉在适用国际人道法时还面临诸多困境:人道军事干涉的政治性特征无法满足国际人道法的"人道化"要求、人道军事干涉有违国际人道法之人道救援中立原则的情形、人道军事干涉的商业化特征使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复杂化、现代战争的高科技特征使得人道军事干涉很难遵守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的严重滞后性使其对人道军事干涉的规范目标可能落空.     

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干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决定将军事千预的目标确定为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后在军事胜利的影响下于9月底决定用武力统一朝鲜,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后,美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终于下决心推行"战争局部化"的政策,并最终决定与中朝军队进行停战谈判.通过分析,揭示了从中国参战到1951年6月美国提出举行停战谈判这一时期的美国战争决策过程和影响美国决策的主要因素.     

中美在越南对抗的缘起

中美在越南对抗的缘起是复杂的.从美国方面来看,它根源于美国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冷战背景下对抗中国、维护其世界霸权的需要;从中国方面来看,由于中国政府重视中越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对国际主义坚定信仰,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越战期间美国对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然而,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以朝鲜战争为前车之鉴,凭借外交智慧,借助于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使两国间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吴庭艳军队

自1955年吴庭艳独裁政权建立到1959年越南南方革命兴起,美国对越政策的中心是加强南越军事机器,同时不使美国承受过重的负担。在前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努力训练南越政府军,并且为此破坏日内瓦协议,先后秘密地和公开地增加驻越军事顾问。在后一方面,它一再试图挡回吴庭艳扩大军队规模的要求,设法限制和削减美援。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50年代后期的美吴关系呈现出合作与争执并行、慷慨与悭吝交错的面貌。它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烈反共却又吝惜成本的对外政策特征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也为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史提供了一段不应忽视的内容。     

1968年苏联干涉"布拉格之春"原因新论

苏联干涉"布拉格之春"的重要原因有:东欧领导人的支持增强了苏联政治局中"军事干涉支持者联盟"的力量;克格勃夸大、歪曲、捏造情报的行为对苏联决策层产生了误导;美国的不干预态度打消了苏联入侵的顾虑.     

战后美国由两面性到全面干涉印支政策的转变

二战期间美国曾宣布支持各国民族自决权利,欲以美国的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反对欧洲传统的殖民制度,但战后建立新世界秩序的需要迫使美国对印支实行既不干涉法国的印支事务又不得罪印支民族主义者的两面性政策.由于越南民族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特点以及胡志明明确加入苏联共产主义集团的声明最终打破了美国梦想的东方“第二个铁托”模式成为现实的可能,特别是法国在印支战争的失利和法国在美国全球冷战中的重要地位最终使美国转向全面介入干涉印支的政策.     

美国与北约东扩

北约是美国主导的西方最主要的政治军事组织.冷战结束后,北约非但没有消失,而且不断对其战略、结构和任务进行调整.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其长远的战略目标,北约先后两次进行东扩.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北约东扩不但使自身的势力范围得以扩大,同时也使美国的势力获得极大拓展,这为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提供了重要条件.     

尼克松时期美国与朝鲜关系的缓和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美朝关系陷入了紧张状态,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了全面遏制政策。但到了尼克松时期,面对当时美国深陷越战和美苏对峙,国力相对衰弱的状况,尼克松政府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开始大规模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对朝政策作为尼克松政府对亚洲政策的一部分,也经历了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尼克松时期美朝关系的相对缓和,对美国、朝鲜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史迪威事件"与战时中美英三角关系

“史迪威事件”导源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英对日作战方案与承担责任之分歧,实质上是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英三国宏观军事政治战略分歧之微观反应。“史迪威事件”清晰地折射出战时中、美、英三国的国家利益之争,也充分显现了中、美、英三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既合作又矛盾之关系。     

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遏制苏联势力在欧亚地区扩张,表现在对待新中国问题上就是设法阻止中苏接近,离间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权者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战争。其后,美国利用其战后膨胀起来的军事、经济优势,对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遏制,公开与中国人民为敌。     

19世纪晚期的美国经济与政治

19世纪中期到晚期是美国历史上发展的关键时期。北方在内战中的胜利,使美国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与种植场制度对美国经济的控制;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大批人口向西部转垦,并大力建筑铁路,在短短的20年内,美国的铁路长度已居世界之首。随着铁路网的形成,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这个时期也是美国两党制形成、对外经济扩张和领土扩张的重要时期。     

林登·约翰逊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化"

林登.约翰逊虽然没有把越南问题看作是美国外交的中心,但是,由于他断然拒绝了越南“中立化”的建议,先后批准了“34A行动计划”和“横滚”作战计划,实施“雷鸣行动”,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登陆,从而将战火一步步烧到越南北方,使越南战争日益成为一场“美国人的战争”。而他本人,由于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被迫声明不再竞选连任,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     

越南战争中的美英关系——以约翰逊—威尔逊政府时期为例

越南战争是美国在冷战时期遇到的最严峻的军事考验之一。为了使这场战争国际化,美国强烈要求其最重要的盟友———英国向越南派兵。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英国拒绝了美国的出兵要求,采取了与美国相悖的脱离政策,并坚持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美英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分歧给美英“特殊关系”蒙上了阴影,以至于有学者将约翰逊-威尔逊时期称为美英关系史上“几乎忘记了友谊”的“贫瘠年代”。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爆发,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双重考量之下,中国作出了援越抗美的外交决策。苏联介入越战后,中国对越援助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同时,处理外交事务日趋务实。援越抗美战争后期,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为此不惜牺牲与越南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友谊。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对当今中国外交仍有诸多启示。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意识形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表明 :美国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单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 ,要用意识形态来号召西方国家团结在它的阵营中 ,但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 ,又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合作。冷战结束后 ,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对美形成挑战 ,美国又举起意识形态的旗帜 ,拿“人权”大棒打压和妖魔化中国。可见 ,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不过是一件工具 ,要视各个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 ,来决定其在对外政策中所处的位置。     

由“硬”和平到“软”和平——论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对日战略

澳大利亚是一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战后初期,澳大利亚主张对日实施惩罚性措施,使其军国主义不至于死灰复燃,即所谓的硬和平。然而,美国在处置战后日本问题上的近乎垄断作用、亚洲冷战局面的加剧以及澳大利亚渴望与美国缔结安全防务条约,使得澳方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对日软和平条约。澳大利亚对日战略的这一转变标志着现实主义逐步取代理想主义,成为其外交和防务战略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