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二十五年西宁卫长城考

本文以文献记载为线索,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论证了明代嘉靖二十五年修筑长城的起止点、走向、位置和构筑类型,同时指出了明代修筑此段长城的督修者为固安王继芳,纠正了《西宁志》记载的谬误.这对了解青海明代长城分布、修筑历史等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宁夏古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最为雄伟壮观的人工建筑奇迹,是规模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为世界七大文明古迹之一。长城的修筑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此后,凡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宁夏境内是必修的地区。古代修筑长城都遵循着"因地制宜,据险制塞"的原则,一是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根据所在的地形条件构筑工     

时局、地域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铁路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提出滇缅铁路、川滇铁路、石（石屏）佛（佛海）铁路修筑计划。但受各方面条件限制,滇缅、滇川铁路仅有极少一部分通车,石佛铁路只进行了勘测,没有修筑。全面抗战时期云南铁路建设进展缓慢,成绩不明显,是战争局势与云南地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湘西苗疆边墙研究述评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曾先后在苗疆修筑边墙,旨在调控苗汉关系,治理苗疆。有关湘西苗疆边墙的研究状况,主要表现在史料整理、修筑始末、功能作用、治理情形、开发保护等。总体而言,基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与时代背景,学界对苗疆边墙的分析、探讨与结论各有不同,但无一不夯实和推动了苗疆边墙研究。不过,苗疆边墙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其社会影响、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还需更具体、深入、全面地开拓与耕耘。     

明代西宁卫的峡榨考述

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为线索,结合文献记载,对明代西宁卫的峡榨类型、数量、结构形式、修筑时间和西宁卫以峡榨为防御主体的整体防御体系进行了初步的阐述。     

试论川藏、青藏公路修筑的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

1950年至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在世界屋脊上修筑并通车，具有重要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川藏、青藏公路的修成，极大改变了西藏交通的原始落后状态。川藏、青藏公路修筑成功与否，密切关系到当时西藏的政治局势，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能否在西藏扎稳脚跟，关系到西南边疆的巩固和祖国大陆的统一。在西藏及相关毗邻地区的当代历史进程中，川藏、青藏公路发挥着重要作用。川藏、青藏公路的修成，离不开11万中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努力和3000志士的英勇捐躯，正是这些建设者创造了伟大的“两路”精神。     

营口西炮台的清代火炮略述

营口西炮台是清政府在沿海七省修筑的128座炮台之一。本文通过对营口西炮台火炮的略述,展示了我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及营口西炮台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藏地方政府阻挠修筑康印公路与抗战期间的中英关系

抗战期间,民国政府为了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决定修筑康印公路。西藏地方政府起初应允勘测和修路,但后来又反悔前诺,阻挠勘测队前行。本文以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蒙藏委员会档案为基础,探讨了这个事件的始末,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当时英国的阴谋和中英关系。     

论修筑长城体现的辩证思维与民族精神

伟大建筑必然蕴含着伟大精神。以长城化解战争，体现了贵和反战思想。修筑长城，主观目的是适度阻隔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客观上却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交融与深度互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长城是一次性巨额投入，却可以持久发挥作用的工事，体现了中国文化自我牺牲、造福子孙的传统。长城具有防御功能，但保家卫国还需要选拔人才、团结将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修筑长城体现了中国文化尚和厌战、疏堵结合、暂劳永逸、物质与精神互补的辩证思维。长城蕴含了化解战争、守护文明、维护秩序、凝聚民心的多重寓意。长城两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碰撞交融，使农业文明稳定、积累、内敛、包容的特点与游牧文明粗犷、豪放、进取、冲击的特点相结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动能和活性，是保护中华文明不断延续的有力工具，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神曲》的人性解读

《神曲》通过作者但丁在梦境中对于宇宙的探索,用他逾越世俗的认知为世人修筑了一条宗教意义下的人类由追求自由与光明从而获得上帝救赎,最终通往极乐世界的道路。对于"人性"的宣扬是整个《神曲》的核心部分。在对人性善恶的探讨中,但丁引入了自由意志这一概念,发展了传统基督教的人性观。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试论北魏前期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

北魏前期官员薪酬分配的基本模式是在拓跋时期确立的。在建国过程中 ,拓跋对于官、禄制度有过深刻思考 ,这对北魏前期官员分配模式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简言之 ,由于统治意志的干预 ,北魏前期没有实行中原俸禄制 ,而是实行分别适应于不同群体的多种形式并存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内容是 :廪给等保障官吏的基本生存 ;在此基础之上是班赐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战后班赐 ,以功次为标准 ,在功勋群体内部进行 ;最后则是对个体的赏赐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本文着重对藏民族在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进行历史考察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考证 ,进而得出了这一时期的藏族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史的空白 ,这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明代对西北地区实行的僧纲制度

明代对西北藏区实行的僧纲制度是其管理藏区事务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对汉传佛教采取的僧官制度在西北地区的扩延,明把西北地区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不少政策首先是在这里推行后才向藏地纵深地带延伸的,因此,研究它在安多地区实行的僧纲制度对研究明代藏族史有一定特殊作用。     

"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

明清两朝都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两代君主民族观的差异。明朝皇帝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对"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把从唐代就开始萌芽的"华夷一体"的新民族观应用到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基本结束。     

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活动之面面观

随明清两代经营川藏线和清末川边改流的开展，大量汉族人进入四川藏区，位于川滇藏三省区中界的巴塘一时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活跃区域。文章从开荒垦殖、开设商户、兴办学校、汉藏通婚、帮会组织等角度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的活动作了论述，呈现汉藏两个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生态环境与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

本文主要从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 ,探讨了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明清时期 ,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主要表现出渔猎经济与粗放农业的内容与特色 ,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生态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 ,常常不得不被动地受制于生态环境的变迁 ,其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了一定的原始性与落后性 ,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也正是如此。对于如何进一步认识生态环境与农业开发的关系 ,本文作了新的探索     

明代桂西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兼论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发生

明朝廷通过土司而控制狼兵,在卫所制度破坏后,朝廷征调大量狼兵东进大藤峡以维护江道畅通。围绕大藤峡的区位利益以及对安南问题的处置,朝廷与桂西土司、以及土司内部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奕,遂有不同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此即明代文献所见的大藤峡猺乱事态的重要背景及原因之侧面。     

浅析西海蒙古与明朝的通贡互市

西海蒙古是蒙古的一部分,明朝中期逐渐由蒙古高原移居到西海。他们为了获得生活必须品,多次向明朝求贡,但都遭到拒绝。隆庆年间明蒙议和后,西海蒙古获得了与明朝互市的权利。     

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

本文着重论述了明代河湟地区的移民活动状况,描述了人口迁移活动的历史过程,较详细考证了移民的来源、迁入区以及移民的方式等相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移民史的空白,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的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