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子学复兴考

子学是我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子学复兴应有自身的规律。子学起源于西周,繁荣于战国,中断于汉,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代,时隐时现,而大盛于清中叶。清末子学复兴的思想背景是与近代以来特定的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紧密联系的。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一些进步的学者为寻求经略国家的路径,试图从传统诸子学说中探索利弊得失,为治国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也得出子学不足以救亡图存,必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的先进技术,对传统的子学重新认识,提出新的政治主张与学术思想观念。     

"清末子学兴起的思想背景与学术渊源"绪论

中国近代改良革新运动与民主革命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传统的先秦诸子学说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容低估。不但清末子学兴起对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子学兴起的思想背景、学术渊源诸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王鹏运与晚清词学群体

王鹏运是晚清四大家的重要代表,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清末的几个重要词社,启发和促进了清末词坛的群体意识。在觅句堂唱和群体的活动中,王鹏运与不少著名词家相交结,开始崭露头角;在咫村词社的活动中,王鹏运影响了郑文焯与朱祖谋,初步显示出后来晚清四大家共同的词学追求;在庚子秋词与春蛰吟等唱和活动中,王鹏运身体力行,带动其他成员,将常州派的词学主张发扬光大,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王鹏运所参与并领导的词学群体活动,是晚清词坛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据此梳理晚清四家间的词学传承以及清季常派的发展轨迹。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试论清末修律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试论清末修律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张凤磊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近年来，许多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努力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笔者特提出两点辩证和补遗，以请教于同仁。一、领事裁判权与“修律”的关系长期以来，法律史学界存在...     

《淮南子》汉英平行语料库建设及应用前景

作为黄老道家的集大成之作,《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是中华典籍外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界对其英译研究的关注明显不足,研究方法仍以内省式、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实证性研究视角。文章基于语料库翻译学范式,以《淮南子》原文、白话译文及现有两个英文全译本建立汉英平行语料库,涉及语料收集、对齐、标注、检索等步骤,并对其应用于相关译学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淮南子》英译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及方法论借鉴。     

《鬻子》引论

在前人著录、评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定了《鬻子》学术价值:在学术渊源流派上,肯定《鬻子》为道家著作。在文献学上,肯定《鬻子》内容可信。在地缘关系上,认为《鬻子》为楚学、湘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况周颐的文化遗民情结

况周颐是清末民初活跃在词坛的重要作家之一,其词作不仅既是传统词学发展中光辉的一章,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价值,更是他本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况周颐对清末民初社会的变化显得极其不适应,空前的文化震荡、文化转型给他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更是无法摆脱。因此,况周颐在词作中时常表现出对清王朝的深深依恋。故况周颐的...     

张杨园与清初朱子学

明末清初的反王学运动，直接导致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张杨园是明清之际的一位大儒，是清初朱子学的倡导者，在理学思想上多有创获，被誉为“朱子后一人”。张氏对朱子学有诸多方面的改造与发挥，对清代朱子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哲学思想特征的形成。研究他和清初朱子学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明末清初社会思想的变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民初上海词坛现象研究——以徐珂为中心的多元审视

徐珂作为晚清常州词派后劲词人,清末流寓沪上租界,其词学活动见证了上海词坛词人集聚、交游和诗词文社的盛况,其词学著述反映了晚清民初传统词学的嬗变。徐珂在沪供职报刊出版业,此种极具代表性、身兼报刊编辑与专业词人的经历为上海词坛的构建发挥出重要的能动作用。透视以徐珂为中心的交游网络,可发现其中涵盖的文人身份多元,职业芜杂,阶层广泛,这类多中心的立体交游网络成为沪上词社勃兴的基础。徐珂与持有不同政治、文化立场的词人交游密切,词学旨趣相近,折射出上海词坛多元包容的特质。徐珂在词学著述中对现代词学体系构建进行了有益尝试,代表着流寓上海的传统词人群体对词学研究的自觉性与专业性,体现出晚清民初上海词坛专注词学的特质。     

晚清野史史料状况研究--以戊戌变法为中心

野史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这一封建社会的末期,野史得到了较大发展,关于晚清历史的野史记载也更为广博。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其野史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此类野史资料对于研究戊戌变法相关历史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需要对其史料状况进行充分的发掘、研究、整理和利用,从而发挥出该部分野史史料的真正价值。     

清人王筠諟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误

王筠之治《说文》,善于抽绎条分,其称褒段玉裁释例之功而外,每于段之专辄臆断处特为措意,且力加辨正.《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随文刊正,胜义层出.此于相关著述中,寻析王氏明谓段说悖谬者,分别条目,发覆深究.至王氏拘执省声委曲疏通、疏于字书义训之体、（闼）于古韵之关通云,恐其乖失.为举三例,以为一隅.冀幸厘清个中悬解,得其所宜.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王筠勘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四则

王筠好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非是,《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随文指摘,知其尊尚段氏而不肯苟同。今权王氏订段之功过,盖有不相掩者。故于《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诸书中,钩沉王氏明谓段说讹谬者,釐清轸域,平议得失。观王氏勘正之条目,要为正段氏之误改篆文、正段氏之误改注文、正段氏之误作说释三事。为举四例,试为分析。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     

王念孙勘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三篇)

王念孙每于《读书杂志》《广雅疏证》随文刊正段玉裁《说文注》之疏失,其更出《王氏段注签记》专事补弊救偏,实足弼成于段书。惜王氏立辞过简,意多未尽。兹文考辨其中三事:其一,段氏"鸢""鹇""弋"牵混为一,失之;王氏谓"与专切"之"鸢"本从"戈"作,经传"鸣弋"自非"鸣鸢",得之。然王氏改篆从隶,固不可取。其二,段氏径删《说文》"骘"下"读若郅"三字,王氏云其非,未足具论。今考段氏致误之缘由,殆其未明职、质二部古音相通也。其三,段氏以"幵"声之字皆隶真部,王氏非之,惜言之未详。今验之古韵谐声,知"幵"声字古音分隶元、耕、脂、支诸部。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     

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

关于对东北偷采人参活动的惩治问题,是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经过多年有关资料的搜集,在此对偷参活动的各种形式、清朝防范偷参的主要措施和清朝为打击偷参活动而实施的各种刑罚,力争做一番较为详细的阐述。同时认为,清朝打击偷参活动的政策之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是东北管理参务的各级官员没有认真地执行朝廷的有关政令,甚至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故纵偷参者。     

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