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视角的转换--论"临川四梦"对唐代相关小说的改编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汤显祖在改编唐人小说之际,对其叙事视角也加以改造.相比之下,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显祖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五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     

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诗骚"传统及其现代承传

戏曲是中国诗歌文化的派生物,其传情写意的特点更是深入到戏曲的灵魂中.由<诗经>、<离骚>所开创的抒情诗传统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影响大体上表现为自由灵活的时空调度、戏剧意境的营构以及浓郁的感伤情调等三个方面.现代戏剧史上的田汉、曹禺等作家的创作同样浸透着丰厚的民族审美传统.     

论戏曲中赋的渊源——兼论口头剧本的形成

宋元南戏、杂剧和明清传奇中有不少赋体文,其源头并非汉大赋,而是民间俗赋,它以说唱的形式进入戏剧表演。唐代俗赋较早与戏剧结缘,并在演出形态上影响了后代戏剧用赋。在宋金杂剧中出现了赋的表演伎艺,虽然存留说唱艺术的某些特征,但主要以戏剧化的方式来呈现;具体表现在"赋"名剧的表演上,这些体制短小的剧目具有类型化、程式化的特点,具有口头剧本的构件特征。进入戏剧的俗赋最终从说话艺术演变为一种戏剧表演手段。剧中赋是我国戏曲由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重要证据和线索,古代戏曲中的"赋前套语"显示了变文、俗赋与口头剧本在编创方式上的亲缘关系。     

杨维桢戏剧序跋新论

元末杨维桢的戏剧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元曲源流论、戏剧本体论和元剧时代特征论.其中,以<诗经>、<离骚>为元曲之源,认为戏剧便是借助"声文"表现"典故"以"警人视听",否认元剧是"治世之音"等观点,皆有其现实针对性或理论深刻性.然因其是以"复古"为理论号召、以古乐府为创作专攻的文学家,故而使之戏剧研究时常处于一种低调论说、保守评价的状态中,这似乎可成为评价杨氏戏剧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简论戏曲与话剧的"杂合"、"融合"和"整合"

戏曲与话剧在中国遇合后,面对20世纪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使得古老戏曲与时代同步、外来话剧同中国合拍,二者在碰撞中相互吸收和借鉴,开始了自我更新的艰难历程,大致经历了"杂合"、"融合"和"整合"三个阶段,基本呈现出戏曲现代化、话剧民族化的历史进程."杂合"是中国戏剧历史的教训,"融合"是历史的经验,"整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戏剧将会在融汇整合中走出困境,走向新的更大的综合.     

论"国剧运动"对"五四"戏剧改良的反思与超越

在"五四"戏剧改良中,<新青年>派对民族传统戏剧进行了全面地批判、否定,不顾国情机械移植西方戏剧,无视戏剧艺术本体特征,把戏剧变革政治化、工具化,导致了"问题剧"的风行泛滥."五四"以后,"国剧运动"派对"五四"戏剧改良和"问题剧"进行了审视、反思,开始了话剧民族化的理论思考,提出了民族传统戏剧有它独具的价值、戏剧要以自己的艺术去真切地表现社会人生、戏剧变革要立足国情去创建一种"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来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开辟了传统戏剧从民族的平台走向"中西合璧"的道路,揭开了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戏剧艺术的序幕.     

试论《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与传播问题

<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以戏曲改编为主,话剧、舞剧改编为辅.由于戏曲在中国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这为<红楼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而红楼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又形成了独特的舞台表演特点,并逐渐表现出写实化倾向.不过,戏剧改编传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无法在舞台上完全表现出来.     

中国古代剧论中的"意境"说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境"理论自明代被运用于戏剧理论之中,它的发展,经过了"情景"论、"趣、韵"论和"境界"论三个阶段,并从最初表现为对戏曲作品的批评鉴赏上升为抽象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于我们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戏剧的审美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

理论界都认为,唐代包括"贞观之治"在思想上是儒、释、道鼎立,儒治不醇,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九经>系统,训解只是拘泥章句,本文认为欠妥.实际上,唐代尤其是"贞观之治"在治国的政治思想上主要是儒家,儒、释、道鼎立主要是信仰领域,而且是信仰自由的表现,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五经>系统,训解除坚持严肃的"章句之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方法--"义疏".     

"墙"在古代戏曲中的文化聚合与审美演变--古代戏曲文学兴衰管窥

从古代戏曲中"墙"意象的文化聚合与审美演变可以看出,除少数杰出戏曲作家之外,大多古代戏曲作家只是偏重于对既成文化的接受,却绌于对文化的独立反思与自觉批判;古代戏曲在营构戏剧情境的过程中,形成了追求戏剧性与诗意性的民族特色,但是,又往往将一种戏剧情境定型化,这样,就会出现审美的新鲜感与生命力的衰微;古代戏曲叙事模式的相互沿袭,即使有越来越圆熟的技巧,却弱化了真正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