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是坚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民的现实幸福”之科学性和现实性。在人类信仰谱系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其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着力的场域、价值目的及其思维逻辑，都有别于宗教信仰，从而标示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独特性。其独特性之根本点则在于其科学性所内蕴的坚实真理性、真理性所涵括的价值性、人民性所彰显的崇高性，从而表明“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在于无产阶级追求自由、解放的实践逻辑中，内在于追求“现实幸福”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具体内化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此，“马克思主义信仰”,则是“我们的”信仰。     

发展的伦理、伦理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学分析

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发展什么？发展为了谁？怎样发展？”这样三个关于发展的核心命题，充分体现出了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目标的统一。“发展什么？发展为了谁？”是发展的价值，体现“发展的伦理”所指；而“怎样发展？”是追求发展价值过程的伦理要求。二者反映着人类对发展价值的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行为的道德约束相统一的伦理意识。     

制度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初探

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存在于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制度本身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的合道德性、合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制定、完善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贯彻执行的活动。制度伦理具有根本制度伦理、体制制度伦理和具体制度伦理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层次。制度伦理的可能性表现在：利益是制度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基础；管理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价值中介；道德是制度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催化剂；社会公正是制度与伦理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建设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实践中介。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功利、公正、平等和共富的制度伦理     

音乐伦理评价的标准与方法研究

任何音乐无不蕴含一定的社会伦理.音乐不仅有健康与消极之分,而且之于人的精神影响是有积极与消极之别的.“美善统一”作为音乐伦理评价的普适性标准,在音乐中主要体现为内容善与形式美的统一、美感与道德感的统一、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统一.要对音乐进行伦理评价,必须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娱乐性与道德性统一、先进性与人民性统一的方法.     

略论共产党执政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契合

中国共产党执政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必然构成一种相互统一的价值关系、一个相互联系的价值体系、一项相互支撑的价值工程。中国共产党执政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契合首先体现在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等主导价值层面;也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发展等多维价值层面;还体现在合规律性、合人民性和合法治性等基础价值层面。     

论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追求和谐一直是中华文明演绎的主题,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可谓生生不息。追求秩序、崇尚和谐作为我们一种深厚的文化情结无疑也是我们当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制度伦理具有规范、协调和创新等功能,这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来说是不无助益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制度伦理是对建构和谐社会“良序情结”的一种回应。更为关键的是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在理性诉求和终极眷注方面是可公度、可通约的,二者都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马克思所谓“大写的人”是二者共同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域,同时这些也是二者在伦理生态方面重要的整合点与互动点,可以说,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构互益性的关系,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真善美有机统一之境界的共同期待。     

论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传统廉洁文化蕴含了深邃的思想智慧，凝结了对“何为廉”“何以要廉”“何以倡廉”的系统思考。传统廉洁文化之所以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发展的时代需要，是传统廉洁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夯实传统根基的现实需要。社会文化发展的可遗传性特质、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性、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使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可能。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是：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大众性与先进性相统一，运用批判继承、借鉴改造和守正创新方法，促进传统廉洁文化形式、内容和功能的转化发展。     

可持续发展及其哲学意蕴新探

本文针对现代通行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界定，并联系理论界的不同看法，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注重发展质量，使当代人彼此之间及其同自然界之间，真正做到平等互利、协调共生，并能为后代人保持甚至开创更加强盛的发展态势提供必要的前提和条件的发展。”作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现的确立，向传统哲学观点提出了多向度的挑战，从而也赋予人们多方面深刻的哲学启迪：其一，它把辩证法的发展现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深刻揭示了发展的现实与发展的未来可能性、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的有机统一；其二，它强烈呼唤前瞻认识论的尽快创立；其三，它向社会实践观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强调从实践的受动性出发来规范当代人的行为，特别强调防止实践负面效应发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强调人们的行为或实践要体现科学性、价值性和伦理性的统一。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学术伦理:“日神类型”与“酒神类型”

本文论述了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引入了“价值中立”的学术伦理，培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者认为，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学派是这一学术伦理的典型体现者，属于“日神类型”（特点是超越、平行、兼容）；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源于价值的合理性酒神类型（具有一元论倾向和整体性、高屋建瓴性特征）。作者认为，日神类型受惠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象征”；日神类型和酒神类型的会合，才是学术得以繁荣与发展、健全与完善的契机。     

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 ,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 ,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 ,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管理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 ,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 ;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 ,管理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活动的合伦理性或合理性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所应有的道德要求 ,是管理最根本的活动准则。管理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古代政治整合对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中，“治世”理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古代圣贤在追求治世、建构治道的过程中，借助政治整合贯彻价值整合，打造了一个“文以载道”“道洽政治”的结构功能系统：宗教为治世树立终极价值，哲学为治世阐发学理体系，政治为治世构筑综合框架，法律为治世建立秩序保障，历史为治世提供资治通鉴，伦理为治世塑造君子人格，教育为治世培育合格国民，风俗为治世改良社会土壤。这套战略设计既体现了古代国家理性自我保存与自我完善的紧张性，也促进了政治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体化，有利于华夏文明的长期延续；但它未能在实践中把国家打造成人民与政权的利益共同体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遗憾。     

终极关怀: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意蕴

终级关怀是人类追求永恒与不朽的一种价值取向。本文从考察中西方文化终极 关怀的差异入手，在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层面上，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哲学意蕴： 提升人格境界与通向“至善”之路。     

论“冼夫人文化”生成、内涵及当代价值

首先阐明冼夫人文化是一个由本土农耕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和海洋包容文化相结合的复合生成体；其次是阐明了冼夫人文化的内涵，从思维、伦理上看，“冼夫人文化”文化内核表现在“忠”缘文化和“仁”缘文化；从现实表现形式来看，“冼夫人文化”是物缘文化和神缘文化的有机组合；最后是揭示冼夫人文化的当代价值。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意蕴及致思理路

天人关系作为历久弥新的哲学命题,具有跨越性、时代性的思考价值,涵盖丰富的伦理奥义与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是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历史构成基因,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的概念把握,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涵蕴,表征为人对天的依存性和能动性相统一、天对人的包容性和制动性相统一、合一的方向性和审美性相统一、生态价值性和伦理束约性相统一.而推动天人和解对天人对立的否定进程、以整体和谐的思维模式维护生态平衡、养成尊重生命和遵循规律的终极情怀是其致思理路.     

论王船山义利均衡的幸福观

幸福是绝大多数人们的人生追求，然而不同的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及其看法并不相同，伦理史上关于幸福的争辩更是错综复杂。在我国伦理史人们关于幸福的聚讼纷纭主要是围绕其构成要素，即“义”与“利”的关系展开的。其中王船山的义利均衡的幸福观可谓是独具特色，揭示其内涵对我们评析传统幸福观以及为现实中人们的幸福之求树立理性的价值导向有积极意义。     

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伦理价值追求

随着伦理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强化,正义成为重要的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政党追求正义表现为其代表"公益"、体现"公正"和树立"善"的观念.正义是一种能把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结合起来,对政党执政合法性进行判断的重要伦理价值取向.它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寻求执政合法性的伦理价值追求,为党解决改革和转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仁爱”与为人民服务─—道德建设的内在起点与目标

在当前道德建设中，如何解决社会主义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仁爱”为中华传统道德第一德，它是对他人的一种同情与关切、爱的感情与义务，其伦理精神本质可包含：（1）“仁者人也”的社会角色意识；（2）“仁者爱人”的他人意识；（3）“忠恕之道”的人己义务意识；（4）“克己复礼”的社会责任意识；（5）“天下为公”的奉献意识。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集中体现。“仁爱”与为人民服务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特点、阶级基础、理论基础都是有差别的，尽管如此，二者还是有共通之处的，这表现在：第一、都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行为原则；第二、都包含整体主义、利他意识的崇高价值取向；第三、两者都强调社会义务、责任意识。两者互相转化结合，既使为人民服务耸立在“仁爱”之深厚的民族传统道德基础之上，又使“仁爱”升华并具备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形态，这将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伦理的要求既包括现世性的要求，又内含终极性要求。其中，现世性要求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或称效益精神，终极性要求则体现为以人为本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现世性价值集中表现为通过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体的经济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倡导合作规模经营等途径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其终极性价值则在于对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肯定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是现世性价值要求与终极性价值要求的统一。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樊浩“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最重要的元素；是现代伦理精神建构的基础；同时又是现代伦理困惑中最基本的困惑。在任何伦理体系中，“人伦”都是建构的基础。因为，伦理作为人伦之理，首先必须给人伦定位，由此才能从中引伸出伦理之“理”，没有这...     

关于恩格斯《论权威》及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的几点思考

《论权威》是恩格斯阐述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思想的重要著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时代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既要深入研读恩格斯《论权威》文本,揭示“权威”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价值性的“三性统一”,论证“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是人类社会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源于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统一、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价值旨归,又要从中国的历史过往和现实国情入手,论证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是“三性统一”的直接体现,确证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之于当代中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实践中,立足权威“三性统一”,遵循“统一价值认同——共同利益契合——民主政治保障——有效权威塑造”的层次互构原则维护党的领导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