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论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建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书评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通过对农村基层治理进行必要的理论剖析、现状审视、路径探索,提出采取实体上消解农村三大社会纠纷、程序上完善农村多元解纷机制、宏观上深化农村法治县域实践的策略,以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该书通过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逻辑,独辟蹊径的见解,为我们展示了农村基层治理内在的实质与应对方法,是一本在解构农村法治问题、建构治理模式、指明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具有较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著作。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抓手——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更高要求。社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根本的、首选的、稳定的模式是法治,依法推进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其着力点是"树立一个意识、规范两个关系、加强三项建设"。     

现代化转型中法治秩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融合*--基于两起土地纠纷案例的农村社会治理路径探讨

城镇化的推进带来了市场行为、行政行为对中国农村的日渐渗透以及农村各类土地纠纷的日益增多与频发。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土地纠纷的处置更多受到乡村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农民个体的行为选择也更多取决于其所最为认同的秩序基础及其所处的社会关联。“赢官司不打”，一方面反映出行政逻辑对法治逻辑的侵蚀破坏了法治在农民眼中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严肃性，目前正式法律途径对土地财产权的保护不完全也限制了农民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治理不能完全寄托于法治化建设。应培育一种基于法治逻辑的新秩序，并与基于社会关联的既有乡村秩序相匹配、相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多元协同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     

发挥人大在推进“阳光法治、法治惠民”中作用的思考

开展“阳光法治、法治惠民”主题实践活动，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法治广东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扩大公众知情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这是法治建设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在推进“阳光法治、法治惠民”活动中，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提高立法质量，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     

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蕴涵、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蕴涵包括乡村治理制度化、乡村治理民主化、乡村治理德教化、乡村治理精细化和乡村治理法治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尽管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乡村治理现状与高标准现代化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存在着制度困境、组织困境、人才困境和文化困境等四大现实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从体制机制、协同治理、技术赋能、产业振兴、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发力,其实现路径有：建立健全治理机制,推动常态化长效治理;增强乡村治理技术韧性,实现信息化数字治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乡村造血式治理;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内生性治理。     

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党中央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其中“自治与法治相结合”居于基础地位,是德治的前提,而要实现“自治与法治相结合”,须弄清二者的界分,否则二者相结合就无从谈起。本文在理论上借用了欧盟的宪治原则——“辅助性原则”,以此作为我国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原则,其消极面向可以为乡村自治提供独立性支撑,其积极面向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行动空间。在实践中,通过对精选的7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民事案件中,民间习惯和风俗多被优先适用;在程序违法和刑事违法案件中,国家法的适用享有绝对优先权;在自治与法治共同发生影响且形成僵局的案件中,涉及集体成员身份确认之诉,由自治组织决定,涉及社会权、经济权、生存权侵害之诉,由法院决定。自治与法治冲突时遵循的是先自治后法治的“辅助性原则”的精神。     

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研究

回顾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对改革的法治化路径重视不够、改革过程中法律的几近缺席是改革存在的重要问题。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对深化改革具有关键意义。行政体制改革基本问题与法治具有高度相关性、法治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内在要求,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需要通过多种具体方式展开。     

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法治化进路

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是融合了声誉、资格和利益的复合型行政约束和惩戒制度,是我国信用法治建设体系的核心。审视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发展和实践历程,虽然正在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但法治化水平不足。在分析当前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立法模式、认定标准、联合惩戒措施的内容设置以及程序性规则等方面提出推进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法治化进程的路径和对策。     

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及转向

政府法治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在政府法治化进程中,国家治理方略、法治与政治体制的契合度、法治所需的文化土壤、社会变革程度、全球化程度以及时间宽裕度等直接决定其选择内源式还是外源式法治化路径.中国建国60多年来的政府法治化使得国家政治变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政府法治的法律基础越来越丰厚,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文化观念越来越强烈,消弭外源式政府法治化路径弊害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而中国政府法治化之路应由外源式向内源式转变.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法治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我国的大学制度历经政治化、行政化和法治化三种形态,现代大学制度呈现法治化形态。与法治建设一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路径上的相通性。中国法治实践正在描绘的一幅可能的法治图景是：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理念的凝练再到法治文化的型塑。这个法治图景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指引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因而也将从三个层面实现法治构造,即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以依法治校、以人为本、学术自由、主体平等为重点的现代大学理念建设,以理性文化和权利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文化建设。     

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

地方法治是相对于国家法治而言的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地方法治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看,都是法治国家体系形成和完善的一种地方知识。地方法治有若干核心问题已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职权的法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定、地方自治的法定。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也将对地方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探索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样本。我国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可以从地方知识的视角、宪法法律的规定、法治中国的影响、地方治理的探索等方面予以证成。     

现代化语境下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推进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则成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回避且须精心应答的重要考题。秉持精细化、实用化、特色化思路引领,凸显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特性的“良法”以及建立在对其普遍遵守与执行基础上的“善治”是现代化语境下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立法中部门利益倾向明显、精细性不足、与改革互动效果不佳、政府无限度兜底、社会普遍性违法等是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中的现实障碍。当前,应以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为总体推进思路,以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理路贯通为具体推进路径,确保信用建设与信息共享保障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实施,全方位驱动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内容构建与实施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石,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有助于推动中国法治乡村建设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在评价的价值取向方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具体体现为“公众满意”;在评价的内容方面,应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结合,主要从投入效率、过程公平和效果满意等三个方面开展评价;在评价的实施路径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落实机制,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合理运用评价方法。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的研究,对于促进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改革与推进法治良性互动关系论

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法治是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走法治之路,以法治来凝聚改革共识,以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行为,以法治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以法治巩固改革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又为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推动着法治体系日臻完善.要处理好改革的“变”与立法的“定”之间的关系,改革的“变”要依法而变,立法的“定”不应是消极被动地确认改革成果,而应是积极主动地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改革提供依据和指引.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法治互动共进,统一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之中.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