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穆尔太齐赖派

穆尔太齐赖派是伊斯兰教教义学派之一。公元8世纪形成，12世纪后消亡，活跃四百余年，对伊斯兰教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较详细地论述了其教义理论体系和哲学思想体系。     

关于微耳和细胞病理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微耳和(1821—1902)是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他创立的细胞病理学,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近代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基础和临床各学科都有很大影响。如何评价微耳和学说,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把生物学中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争论,看成是两条绝对不相容的路线斗争,而且依靠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学     

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大手印法”

噶举派(bkav brgyud pa)是藏传佛教重要教派之一,因它是用口头传承教敕的宗派,故称噶举派。又因为该派是“以领得亲语教授而为传承,故称作教传为宜也。”噶举派特别重视密法的修习,此密法的修习全靠师徒口耳相传,所以又称口传派。另外,又有人把噶举派译成“白传教”,这是因为其祖师玛尔巴(mar pa)、米拉日巴(mi la ras pa)、林热巴(gling ras pa)等在修法时著白色衣裙,“遂有书称本派为白传者(dkar brgyud)”。该派派系众多,以大手印为其主要教法。     

把地毯装进口袋里

阿里是伊朗一家大型礼品生产企业的老板，早年和他的母亲靠经营一家小食品店度日。节假日里，阿里时常开着他的食品车来到市中心的地毯博物馆贩卖。     

论《后出师表》非伪作

陈寿不载《后出师表》(以下简称《后表》)于他所著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也不收录于他所编辑的《诸葛氏集》。后来习凿齿在他所著《汉晋春秋》里收录了《后表》,并说:“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因此,引起后人关于《后表》是伪作之说。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说:“窃疑是表后人伪撰,习凿齿未之深考而载之耳。承祚不载此文,极有卓见。”近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

吴宓主编的 31 3期《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的同路刊物。“学衡派”的势力和影响 ,因此从相对狭小的学术界渗透到北方最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吴宓通过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张扬古典主义 ,反对浪漫主义。同时借译介白璧德、穆尔、布朗乃尔的理论 ,宣扬新人文主义 ,影射、批评中国白话新文学。     

悟道咏道之绝唱 --读丘祖《磻溪集》后

道教全真龙门派开山祖师丘处机在金泰和年间,结集了他主要于"硒溪六年、龙门七载"和山东等地咏道畅怀作品,真实地反映他在此间修真悟道,隐居和传道演教的生活及感受,本文试从该诗集中丰富的道学思想,虚静、清淡、冲和的美学追求和文学艺术上独特的风格及承上启下的价值作分析,力求从全真道见素抱朴的道风、真功真行的教诣和随方设教的演教等方面中获得对当代全真道的启迪.     

苏联南哈巴罗夫地方的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在苏联《百科全书》中被叫做“南哈巴罗夫斯克地方的少数民族”。据1959年调查,所谓东部鄂伦春有394人,西部鄂伦春有83人,共约有450——500人。 起源 关于鄂伦春名称有如下说法。使这个名称开始进入学术领域的是法国航海家让·里沃斯。据说他于1787年访问了德·卡斯特里港,在那里遇到了自称“鄂伦春”的人们。至于他见到的是否现在所说的鄂伦春人,尚不清楚。里沃斯的报告引起学者之间的争论。施伦克认为,他所遇到的不是鄂伦春,而是奥罗奇。因为奥罗奇在通古斯语里,常把L发音R,所以不是OLCH,而是OR(O)CH。他认为到当时为止,谁也没有见过自称鄂伦春者。而施伦克把称作“肯戈尔”的民族向世人作了介绍。     

从《萨迦格言》看萨班·贡嘎坚参的美学思想

说到藏族文化历史,不能不提起《萨迦格言》及其作者——萨班·贡嘎坚参。(下文简称萨班) 萨班(1182—1251年)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又是一个“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西藏佛教萨迦教派的第四代祖师,他一生著述颇多,但许多“都已被人们遗忘,唯有《萨迦格言》一书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十分引人     

《东南学术》2006年总目录

(篇首数字为期数·页码)·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特邀编审:陈振明1.50政府管制、公共企业与特许经营权竞标———政府治理自然垄断问题的政策选择分析黄新华1.58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李丹1.65从“多重权力概念”看东亚区域治理夏路2.20影响服务性机构绩效的主要因素阿里·哈拉契米著孟华译2.27战略管理的实施与公共价值的创造———评穆尔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中的战略管理》陈振明2.35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唐桦2.43行政扩张型虚假城市化现象的机制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李学3.11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     

八思巴对元代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重大贡献

9世纪后,吐蕃(西藏)因王室争位内江,连年混战,出现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随着奴隶制解体,形成数十个新兴教派势力与地方势力集团的封建割据的状态。13世纪初,蒙古进军吐蕃,迫使吐蕃各派势力共同推选萨迦派教首来蒙古谈判归顺事宜。其后萨迦派首领八思巴被忽必烈尊为国师、帝师,他为实现吐蕃社会大统一并纳入中国版图、创制蒙古新字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李道纯之道统及其它(札记)

<正> 李道纯之道统李道纯对“老学”深有造诣。从道统来说,李虽为宋白玉蟾传授下来的,但非南宗直系。他自创“先天派”,成为此派宗师(白云观《道派总录》,又见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他以“中和”为教义,以《道德经》、《悟真篇》为经典(见陈国符《道教源流考》卷二)。闵小艮所辑《全盖心灯》为全真总谱,其中并无李道纯之名。其记载南宗五传至彭耜,在福建创细林宗,六传为萧了真(萧廷芝),亦未列李道纯。李在扬州一带开“先天派”,虽系南宗闰统,但功法则接近北宗,以炼心为主。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后一数字是该期页码)一九七九年(1—5期) .发刊词···,············”···················一··············~·······一··················一·······”·“···············……(1·2)、战略转移和实事求是 —为《社会科学研究》创刊而作·······-····,·····一··,.····...··························……杨超(l·3) 解放思想活跃理论研究··,·······…     

翻译:写作之隐喻——以普鲁斯特、西蒙、格非为例

“翻译”与“写作”的差异在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克罗德·西蒙(1913—2005)、中国当代作家格非(1964—)的笔下消失了,“翻译”被他们视为写作的隐喻。对他们这种写作“翻译观”的异同与发展脉络进行比较、梳理,探讨这三位作家观点的共性与分歧,有助于揭示写作与翻译在其小说观中存在同质性的深层原因。     

刻苦学习的刘少奇

刘少奇8岁进私塾读书，那时候，私塾里教的都是“四书五经”，有的内容太深奥，孩子们不容易读懂，但刘少奇善于思考，他把老师讲的、书上写的，联系上下文对照，很快就能弄明白意思。     

论崔述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乾嘉年间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其倾毕生精力所著之《考信录》,梁启超称:“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引之),可谓豪杰之士。”①胡适甚至断言现代新史学应当以《考信录》为其出发点。②崔述在学术上能取得成就,他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似为原因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超家”,仅是说他能够超越儒学内部的家派。     

哈萨克语历史研究一大突破——《简明哈萨克族语言史》简介

《简明哈萨克族语言史》是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年度课题指南》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课题主持人是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阿里木·朱玛什。该研究成果于2006年通过国家级鉴定，由民族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发行，大32开，正文279页。     

苏非主义在中亚:思想与历史

1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 ,是对伊斯兰教内信仰隐秘奥义、奉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诸多教团的统称。 1 82 1年 ,法国东方学者托洛克用“苏非主义” (Ｓｕｆｉｓｍ)称呼该派。在西方学者那里 ,苏非派与苏非主义为同一词 (Ｓｕｆｉｓｍ)。其实 ,苏非主义不仅指苏非功修者所结成的团体 ,而且也指历代著名苏非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的综合 ,即伊斯兰教中苦行主义与神秘主义相结合形成的苏非思想。是“一种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感觉的方式。”①“苏非”一词起于何时 ,历来众说不一。据中亚著名苏非阿布·纳斯尔·萨拉吉 (卒于 988年 )的记载 ,卒于…     

善何以可能——兼论中国传统伦理的思考向度

一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往往以某种规范系统来担保行为的善。然而,从逻辑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价值是一种广义的好(good),在道德领域中,它则表现为善。尽管广义的“好”与“应当”之间并不一定具有蕴含关系,但就道德实践而言,“什么应当做”,与“什么是善”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惟有对善与恶有所认定,才能进而形成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行为规范。就价值认定对伦理学的本源意义而言,价值论似乎构成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当穆尔将“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视为伦理学的“第一个问题”时,(《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他无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当然,在穆尔那里,这一问题主要限于概念层面的分析,从而没有超出元伦理学(Meta—ethics)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