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中国近现代青年运动史》评介

由刘云久、徐殿斌两同志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青年运动史》(下称《青运史》)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著作。近现代中国的青年运动,实际上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主要成分是学生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成分”,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青年运动并不是自然正确的,如果他们脱离工农群众,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失掉正确的方向,“一事无成”。全部中国革命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真理。《青运史》一书,运用近现代中国历史正反两方面大量的事实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条真理,是对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进行思想性政治工作的好教材。     

自由、秩序、道德、法律——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法律的若干思考

儒家学说以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作为终极目标，其理论核心是把道德价值高扬至极，其学说把人从“神权”枷锁解放出来，但又以牺牲个人自由为特征，与以“他律”为特征的现代法律思想相悖。本文探讨儒家学说与现代法律建设问题     

参与的必要性——走向现代儒家政治

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以道德为主要关注点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与那种认为儒家应局限于道德教育的观点相反,文章认为儒家必须发展出一种参与性的政治,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参与是个人道德培养的必要手段;二是政治的独立性要求客观的制度结构而不仅仅是道德教化;三是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只有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克服.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产生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士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具有官僚等级身份，成为官僚后备队，发挥着为社会制造合法性及政治监督等功能。在第一次文化转型中，产生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担当了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在五四后的社会革命中，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具有民粹倾向的革命战士，同化于工农大众，其特殊社会角色消失。在建国后，知识分子变成不具有独立身份的“国家干部”，并受“左”的思潮打击，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积极社会角色。第二次文化转型即改革开放中，现代新知识分子诞生，他们开始摆脱行政等级身份，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并且重新担当起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李退溪的人生哲学及其对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现实意义

李退溪是十六世纪朝鲜理学大师,一生以弘扬朱熹学说为已任,对中国的儒学有很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本文深入探讨了李退溪的人生哲学及其道德伦理观念,指出他的人生哲学主要以推行儒家道德为内容,并能够付诸躬行,其思想带有很多民主性的精华,是我们今天应该批判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对于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韩非的道理论及其在诸子天道观中的地位

天道观是中国古代对至上神或终极存在的认识，在诸子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的重要途径，也是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把韩非子的道理论置于诸子无道观的历史结构中来考察，对进一步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去的研究虽然曾有所涉及，但是留给我们的余地仍然很多，故本课题的意义显而易见。司马迁称韩非之学“原于道德之意”，又说它“归本于黄老”，这在学界已成共识。韩非子的“道理论”即改造老子道德论而获得的理论成果。道本义为道路，可引申为…     

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德治”行政哲学模式的突破

本文通过对儒家“以德治国”思想进路的分析,指出了对儒家“以德治国”行政哲学的三种片面理解,提出了儒家之“德治”乃“贤民政治”或“民治主义”而非“贤人政治”或“人治主义”的观点。最后论述了“以德治国”在历史上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形成了闭循环,并提出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导向是突破“德治”行政哲学模式闭循环的关键。     

《蔡元培评传》序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人物中,蔡元培不愧为知识分子的卓越前驱。毛泽东誉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就他的道德文章,以及在教育、科学领域的深远影响而言的。周恩来曾赠以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在‘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则是对于他一生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虽然逝世已经四十多年,但他的名字和他的思想仍然流传在人间。蔡元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断随着时代前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为民族解放与捍卫民权奋斗了一生,而且为我国近代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披荆斩棘,做了大量开拓与奠基工作。我们今     

论儒家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及其意义

一般人们往往以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尺度武断地将儒家义利观认定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其实传统儒家义利观是不断“与时进焉” ,不断演进和丰富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儒家义利观体系 ,即 :本体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在道德本质上 ,它坚持了道义主体论倾向 ,逻辑表述为 :义为利之本 ,义重利轻 ,义以建利 ,义利统一。就价值而言 ,个体人在现实中所面对纷争进行正确选择应具备的道德素质是基础性应用价值 ;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于政治伦理意义上 ,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传统儒家义利观 ,经过不断演进 ,通过有效解决现实世界利益冲突形成道德观念体系和操作原则 ,成为中国主流义利观 ,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儒家德治主张与教育思想的人文性及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具有崇尚德治、重视教育的之人文特征,儒家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奠基者、实践者与弘扬者。儒家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政治主张,把道德教化和“移风易俗”作为治国之首要任务。儒家的教育思想包涵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和广阔的社会内容,其鲜明特色即人文性。其德治思想渗透于教育教学领域,主张教育教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是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当今人文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美学思想对郭希仁思想主张与实践活动的影响

以郭希仁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的陕西知识分子一直怀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时代使命感,其中,美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精神是他们改良社会的思想源泉.本文通过梳理郭希仁辛亥革命前的求学背景、对革命和地方建设的贡献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守三个方面,揭示其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美学印记：他始终秉持美学“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具有强烈的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实践证明,包括美学在内的儒学传统在今天仍然是可供开发的文化资源.     

巴金的意义

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对强权与维护个性自由的内涵 ,是当时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 ,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后期那种以“讲真话”来维护良知与操守的精神 ,正是近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对巴金自“文革”后来自各方面的无休止的种种苛责 ,作者认为 ,这是源于身处不同的时代环境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 ,由此产生的隔阂和误解 ,使一些人用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 ,这是一种自斩其根自断其流的误区。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 ,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 ,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中的贡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出于反封建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家们以从西方输入的“西学”为武器,对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这一斗争遍及于思想、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道德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等口号先后被提了出来,在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这一斗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大变…     

“为政以德”与现代企业的“形象管理”

“为政以德”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它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重视培养“寡欲尚俭”的道德品格,提出把正己和正人结合起来。这与现代企业所强调的“形象管理”,注重管理者的非权力性影响,依靠管理者的完美形象,有效的改变或影响被管理者的心理和行为,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具有相通之处。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     

李二曲的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李二曲对“人心”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认识和体悟，他倡导“悔过自新”说和“明体适用之学”，对于培养和弘扬现代人的道德意识与主体精神，以及寻找人的终极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本文认为,这一危机在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自由主义一方面要求国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基于个人自由的道德优先性反过来否定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甚至批判国家是一种道德的“恶”.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在道德上要求个人的真正服从.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危机,本文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在早期现代兴起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神学政治问题”,也就是宗教与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政治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将国家本身去宗教化和去道德化,使它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为建构.在此基础上,霍布斯建构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念.而洛克则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国家的绝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捍卫个人自由相对于国家的道德优先性.卢梭和黑格尔一方面接受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性前提,另一方面试图消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无论在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在左翼激进主义那里,都没有得到承认.本文的结论是,要想重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我们必须站在一种超出现代性的更高视野去反思现代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