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的理想追求及其分化——简评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影响很大的重要社团。它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 动，以创‘少年中国’”的旗帜下聚集起了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试图寻找一条改造中国的道路。它的宗旨虽然宽泛朦胧，但是富有理想热忱和献身精神的有志青年却从中把握到一种根本的理想认同。在经历了种种思想的斗争和探索的努力之后，“少中”解体了。少年中国学会最后实际上经历了双重的分化一、选择政治改造道路和坚持文化改造理想的会员间的分化；二、投身政治活动的会员中信仰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间的分裂。对后者，历史已作出结论，而前者的文化含义，则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

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批评自发展之初即面临着审美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形成与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当它放弃了与审美批评话语的"平等对话"成为"一维"的存在之后,文学批评活动的功能与价值也就发生了异变.本文试图就这种社会政治话语系统的形成原因、思维方式及实践特点做出理论阐释.     

少年中国学会述评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长、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在以往的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论著中却很少提及,既使有所评述,也往往并不符合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历史实际,这自然不能如实地反映五四时期青年一代的历史责任感和他们为改变旧中国命运而进行的满腔热忱的探索。笔者认为,对少中成立的目的、内部分化以及关于对其中各派的评价,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少年中国学会为创造“少年中国”而产生,“少年中国”没有内在质的规定性     

关于谭人凤"社团改进会"评价中的两个向题

"社团改进会"是辛亥武昌首义,中华民国肇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的历史条件下,于1912年9月由谭人凤为首所发起的一个试图对旧式会党进行改造的政治组织.     

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问题

<正> 《文教资料》1987年第1期发表的《宗白华传略》,在谈到宗白华先生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说:“1918年,他参加了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的著名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在上海负责该组织的刊物《少年中国》月刊。”这里把李大钊列为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位发起人,把邓中夏列为发起人。文后井注明“经宗老本人修改”。好象已经是根据充足的信史了。然而实际却不然。李大钊既非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邓中夏也不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少年中国学会是1919年7月1     

略论韩非"自为"人性论和"利害"杠杆化的政治运用

人性论是韩非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自为"人性论则是韩非区别干传统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其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深刻揭示了人"利己"的本性及"利"、"害"社会关系中的"杠杆"作用,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帝王权术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从"自为"人性论开发出"非道德"的"法治"思想与"非人治"的"势治"主张,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即"晚清"说、"五四"说和整体观照说.综而观之,一个大体全面而客观的划分姿态应该是:既整体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不用概念和政治作人为的隔裂,又不回避对起点的界定,但起点一定是某一个时间阶段,是总的历史和时代语境等因素"合力"催生的结果, 而不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时间点或者是某篇著作和文章.     

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

虽然"四五"天安门诗歌以江青一伙为政治批判指向,并且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创作规范,完全符合"文革"主流文学的抒情模态,因此它没有疏离和对抗于"文革"主流文学,不能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和开端.它只是"文革"主流文学寻常的一部分.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新探索——基于大学生"红色社团"的思考

高校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担负着引领社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责任.当代大学生"红色社团"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路径.它在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所起的栽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挖掘"、"两转化"、"三贴近"、"四统一"四个方面.     

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

袁世凯接受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侵略要求,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是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而做的交换.通过分析日本提出条约的事件背景、条约谈判过程、袁世凯的应对后认为,日本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孤立无援的机会,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分裂、袁世凯急于巩固自身权力的弱点,并加以武力威胁,终于迫使袁世凯接受其空前的侵略要求.这一结局基本上是中日实力对比和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的真实反映,袁世凯恰逢其时,恐怕难以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