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驭"势"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义理逻辑

胡安国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将之作为经学义理的最高本体,天理以"理一分殊"的方式得到体现。因此,其在经学诠释上,有着"以理驭势"的义理逻辑:天理通过圣人书法落实于具体历史实践,来驾驭和制衡人欲横流无理的时势。以"理"驭"势"的义理逻辑,在诠释中具体地落实为重义轻利、贵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胡安国藉以理驭势的内在逻辑建构其《春秋》学的义理大纲,是道学奠立《六经》理论范式的重要表现,决定着南宋到清初《春秋》学的基本形态。     

"天命"思想早期变化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天命观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同时也是或者说更是一个历史学的论题.因为先秦时期的史官既司天又司人,"究天人之际"是史家的首要职责.《礼记·表记》曾对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作了高度概括,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有关"夏道"的具体情况,因为文献不足征,我们不得而知.     

李三、流氓与侠

此李三,非燕子李三,乃明末清初北京流氓头目黄膘李三,是明清之际北京历史上实有的一个流氓。关于历史上的流氓,史籍中屡有记载,盖因流氓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社会生活之影响,颇不能小觑也。早在《周礼》一书中,就记有流氓的活动,那时的流氓谓之“惰民”。《史记·游侠列传》中也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猎狗猎人谁重要?

这是冲锋陷阵者和掌控全局者的PK。管理人才与技术人才哪个更重要?"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哪个更重要?时至今日,管理界和企业界仍有不少人在争论。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即汉高祖五年),     

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古今传承1300年间的变迁

不朽的名著——司马迁的《史记》,传来日本大概已有1300余年了。这部《史记》,在日本大学国学制设立(701年)以来就被选为教科书之一,成为学生的必学课程。史学家、经学家、文章家以及研究汉学的人无不读《史记》。这期间,潜心研究《史记》的人层出不穷,留下了许多优秀著作。今天,我们依据这些著作来寻找先哲研究的轨迹。他们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复杂,在     

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前后的著作对比及启示

《毛泽东选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方式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如何解读这一调整的现实影响?对比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命题前后的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没有因表述方式的调整而中断,而是实现了从先验直觉到全面结合、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建构的突破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代表的党史核心概念的过程化研究,对明确概念的准确意涵、 弥合因特定历史事件而出现的叙事方式变化、 形成整体性的历史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门豹为啥辞官

<正>西门豹,战国时魏国人,著名政治家和水利专家。魏文侯在位时任邺令,政绩卓著、不事权贵,破除了"河伯娶妇"的迷信习俗,发动民众开凿了十二条运河,这些运河历史上被誉为西门豹渠。司马迁对其高度评价,在《史记·滑稽列传》中称其:"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尽管如此,西门豹也曾辞官。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     

勿吉-靺鞨人以溺洗手面之俗的历史人类学解析

勿吉和靺鞨是中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生活在亚洲东北部原始森林地带以渔猎为生的部族.其操通古斯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习俗,其名称的差异只是中国史书对同一族体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称谓所形成的.要想知晓其古代文化习俗事项,必须在汉文文献关于他们的记载中去探求,方能知其大概.《魏书》卷一00《勿吉传》载勿吉"俗以人溺洗手面";《隋书·靺鞨传》亦云"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北史》亦载有相同之内容.面对传世文献的记载,我们虽然不能排除有传录之可能,但亦可确信并非是个案的记载,亦从中感受到这一习俗诚足令中国古代史家的惊异.同样亦让现代史学家困惑不解,①或视之为传说,②或引述而不作分析与考证.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历史雎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一个持续经历着争论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双重意义问题.论者们大多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兼有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的双重含义,而对于这两重含义之关系.则多含糊其辞,不予深究.但要从根本上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这一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不能予以回避的原则性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对象的社会存在,并不是直观地摆放在那里的.而是只有在这一理论方法的视野中才呈现出来的.换言之,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起了其对象,而这也就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内在统一性.     

“个人”的发现与“究天人之际”中的史书叙事——以《史记》的“项羽”为例

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创变是前代史书叙事中"个人"意识日渐觉醒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叙事中采用情感透视的方法更能从心理层面艺术化地展现司马迁与传主之间的"灵犀",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司马迁对人生、历史和哲学的独到感悟。因此这种直面个体情感的新颖叙事不仅促使司马迁在书写以项羽为代表的历史悲剧人物时能真正取得心灵的呼应,更决定了"究天人之际"的哲学命题在司马迁的笔下能够进入人性的深层,这也是《史记》超越一般意义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关键,使之成为文学史的经典。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上篇)

钱大昕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要求记事撰史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王阳明论“理是一个过程”

朱熹提出“理一分殊”学说。他将精神本体的“理一”凝固化,在此前提下,讲“分殊”、“铢分毫析”。对此,王阳明道:“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朱子晚年定论序》、《全书》卷七),“析理亦精,学益支离。”(《别湛甘泉序》、《全书》卷七)王阳明强调的是:“一”、“主一”、“合一”、“理一而已”(《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道一而已”(《传习录》下)。但是,王阳明并没有将“理一”凝固化,而是将它了解为一个过程。     

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读

在西方哲学问题的历史逻辑中,不仅存在着从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同时还发生着从近代的"解释哲学"(认识论哲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向.应该说马克思的哲学引领了后一个哲学转向.马克思哲学对哲学的消解和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哲学从"解释"走进了"历史".哲学在"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批判的性格,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就是哲学的这种转向给予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经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都是这种转向的逻辑在历史中的延伸.     

泰州学派理欲观述评

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学者通过对"心"(天理、良知)的自觉改造,逐渐把心中之理的内容由封建伦理道德准则改造成人的自然生活、感性欲望,进而对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望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正统理学理欲观的回答.他们肯定欲的天然合理性,反对天理对人欲的绝对限制,肯定个体的价值,提倡自我意识和人格尊严,初步提出打破封建等级区分的平等要求,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旧的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的反思,形成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理欲观.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

《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实录"的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使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也使史家思想和学风中融入了实录精神。许多优秀的历史撰述成果由此诞生,从而使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向真理的方向前进。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