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结论的制度之维:交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兼对高检发研字[1999]12号司法解释的质评

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适用规则等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证据学视野的测谎结论分析——以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为中心的考察

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因此,从证据学视角阐述其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

测谎是一项评判心理痕迹对应相关度的犯罪心理鉴定技术.测谎原理的科学性,测试方法的稳定可靠性以及测谎实践所表现出的高准确率,是测谎结论存在客观真实性的基础.由于测谎测试的是与案件有关的心理痕迹,因而测谎结论具有相关性.从性质看,测谎结论属于鉴定结论的范畴,因而形式上具有合法性.测谎结论作为一种诉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运用.     

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研究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诉讼实践的需求,使测谎结论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与此相伴的则是对测谎结论证据能力的不断争论.鉴于此,着重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分析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通过论证,认为测谎结论不具备证据能力,只能作为侦查辅助手段发挥其应用价值.     

关于测谎技术的证据价值分析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案蕴含的丰富的证据学内容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从测谎技术的发展及相关事项看,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据力、证据能力的作用,但是,测谎结论只是一种普通的证据,而且是“有限采用”的证据。     

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及其规范

现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规定将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种类单列,诉讼法学界对此也存有争议。首先通过对否定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观点进行反证分析后认为:测谎结论具有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再将测谎结论与司法精神病鉴定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测谎结论可归于证据种类中鉴定意见一类。最后,建议对测谎技术作如下规范:一是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规范测谎员的资格认证;二是加强对测谎鉴定机构的监管。     

论我国测谎结论证据规则的构建

测谎结论是一项以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为内容、以鉴定结论为形式的综合性证据,因为测谎结论具有证明力,具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的性质,具有鉴定结论的性质.当然,在构建我国的测谎结论证据规则时,我们应有限制地赋予测谎结论证据能力,同时在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前提和采纳条件等方面严格控制测谎程序.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     

论现行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证据是证明案件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据即刑事诉讼证据,是能够据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真实事实.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的实质是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证据及其运用是刑事诉讼的中心问题,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证人的资格和保护等问题作了规定,但对证据运用过程中涉及的具体证据规则未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容易导致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界限模糊而不易操作,应在新刑事证据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证据的合法性与非法证据

诉讼上的证据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这种法律规定性就是证据的合法性,合法性已经成为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相对而言,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应适用排除法则,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例外不排除的情形,这涉及到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对此,应借鉴国外有关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建立起“原则排除,特殊例外”的证据制度。     

云计算条件下我国网络侦查的困惑及出路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云计算条件下,出于打击犯罪需要,网络侦查也被大量应用到司法实践中。但因云计算条件下的网络侦查自身地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明文认可,侦查范围、方式欠缺法律法规明确指引,技术相对滞后,具体程序和监督救济机制缺乏,在当前还存在诸多困惑。文章认为要解决这些困惑出路主要包括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更新侦查取证技术并不断发展完善反侦查取证技术,设置监督救济机制及与“云服务”相应单位保持密切合作四个方面。     

略论电子签名证据相关问题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犯罪和网络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技术越来越高超。在司法实践中,当网络传输中数据电文作为证据使用时,法院无法准确判断其是否被篡改。而电子签名技术能够保证数据电文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不被人偷窥、窃取、删改或是假冒。因此,电子签名可以作为数据电文的辅助证据使用。在证据法上,赋予电子签名以证据效力并确保其证据效力的优势有实际意义,使电子商务更具有法律保障的基础。     

区块链电子证据的研究与思考

区块链技术与电子证据的结合是区块链技术的法律化应用又一创新,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认可了区块链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区块链电子证据产生的目的是通过区块链技术补足电子证据一些先天性弱点,但不论从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认定还是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不予采纳的理由,区块链电子证据的优势并不明确。过分的推崇工具的先进性而忽略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无益于法律与技术的相互结合。区块链电子证据存证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应当理性回归其工具价值。     

我国证据犯罪立法评析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保证各种诉讼的顺利进行是刑法的内容之一,文章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证据犯罪立法进行了评析,分析了现行刑法在证据犯罪立法方面的不足,表现为我国证据犯罪的覆盖面偏窄,立法技术的严密性和系统性欠佳,不能适应诉讼程序的需要,影响实体法功能的实现。     

自诉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并列举了证据的七种具体表现形式,且其证据能力一般不受限制。这就导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诉讼对抗制,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多问题,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数字电子证据的定性与归类

数字电子证据的出现和普遍地被适用几乎颠覆了人们关于司法证据系统整体性的传统认识。现阶段,人们惯常地将数字电子证据纳入传统的视听资料证据类型中加以规制和判定,这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有悖于事实,直接导致我国现阶段数字电子证据类型化实践中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客观上阻碍了我国整个证据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此,必须认真地甄别数字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以及电子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本质差异性,其中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科学合理的界定数字电子证据本身的属性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归类。在法理和逻辑上,数字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应并列隶属于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和独立的证据类别,电子证据宜成为我国法定证据类型中的“第七类”,亟待立法予以规定或确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分析及构建

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效力,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近几年,学术界和司法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形成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有价值的建议。但少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章,对我国为什么要确立这一规则和确立什么样的规则还缺乏较为有针对性的研究。     

对"证据属性"在证据制度中基础性地位的质疑

"证据属性"是我国现有证据法领域的核心问题,但是由于其所固有的逻辑上的缺陷,体系上的僵化性以及程序功能的单一性,因此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地发挥作用。"证据能力"体现了一种不同的证据采纳模式,即证据只有具备证据能力才能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成为质证的对象,证据最终是否回被采纳取决于证据的证明力。通过证据能力概念的引入,证据的采纳标准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法理学或法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立法得以实现的具体的程序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