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仁义观

仁义是董仲舒五常之道的核心,二者的特定内涵及交互作用对他的整个道德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董仲舒提出仁义结合的处世之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分别内外,厘定界线,发展了儒家的“人际关系学”及道德修养理论;他的这种仁义观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有利于理想人格模式的塑造,有利于普遍伦理的建设。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观念的自然——论董仲舒的神学宇宙图式

董仲舒褪去战国以来阴阳五行观念的感性具体内涵,由天赋予其情感化、伦理化的色彩,使之蛮横地越过自然概念的边界,成为建构具有神圣合法依据的,包揽从精神到物质、从人事到自然的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和彼此影响的遵循"天"意的一体化世界的纲领性概念。这个以天地为轮廓、五行为间架、阴阳为运行于其中的两种力量的宇宙图式,目的不是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它精细地梳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厘定现实世界的君臣、夫妇、父子、长幼、尊卑秩序,让张扬道德理想的先秦原始儒学成为可践履的政治哲学。     

论《孟子》先验仁义观的内在矛盾及其化解

孟子推崇孔子,其核心思想也正是“仁”,并且通过“良知”“良能”赋予其先验性质。孟子从先验的立场把仁归结为人心的本质,但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论证方法,使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这个矛盾最终依托君子以心养心的人格品质,完成先验仁义观的自我构建。     

由人向天的提升——董仲舒"天"之观念的神学意义

董仲舒"天"的哲学是对先秦原始儒学宗教化提升,他的"天"之观念是超越性的最高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是带有原始思维痕迹的神秘力量,孔孟原始儒学将"天"与人的伦理道德相比拟,"天"是道德之天,义理之天,实际是对人的认识,董伸舒视"天"为宇宙的主宰,世界的最高神,万物的创造者和万物衍生的源泉、运动变化的规则,"天"成为宗教的至上神."天"之性质从属人向属神的变化,是人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理性力量的生长.     

论交往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内在张力

在实践与交往的关系上,一种倾向是低估交往的现实意义,把交往看作是实践的附属品;一种倾向是把实践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交往局限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把实践和交往割裂开来。实际上,实践中有交往,交往中也有实践。马克思对交往与物质生产之间内在张力的揭示,生动地说明了交往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关注交往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对于审视效率与公平,把握社会发展与社会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滥觞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是封建专制 ,但在思想观念上 ,却一直涌动着天下属于人民的民主性思想 ,它以天下为公相标榜 ,反对君主私天下 ;它以主权在民为诉求 ,认为民心向背是政权转移的决定性力量 ;它以“立君为民”为鹄的 ,宣扬“民享”观念     

法术本于仁义,仁义本于道德——论道教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

道教的政治哲学,既固守着黄老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传统,又能充分吸收儒家和法家的合理思想成分,最终形成了法术本于仁义、仁义本于道德,以道德为根本去统御仁义和法术的核心理念.     

天：王之为王的可能与根据——董仲舒对王者之名的哲学诠解

董仲舒在天与王的先验关系中,建构出国主人君之位的基本性质和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天的绝对权威和无上尊严的确认,确立起人君国主的德性标准和行为规则。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出“皇帝”即“天子”,是董仲舒的发明。王,既作为类群性质的人的社会核心性因素而存在,而且也已被置入到“天——地——人”的三重结构之中。为君作王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天、地、人三者有机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彼此融合的宇宙整体。王者应该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体现出对天道的效法和绝对遵循。     

董仲舒社会理想的内涵与特点——兼论董仲舒与《礼记·礼运》社会理想的异同

董仲舒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决定了其政治思想的总体方向.通过对董仲舒与<礼记·礼运>社会理想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对上古社会的评价和理想社会的描述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此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具有不同的认识角度和关注重点.同时,也反映出相较<礼记·礼运>而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     

董仲舒天人之学非宗教性之审视——以奥古斯丁为背景的反观

董仲舒被指斥为“神人大巫”,而奥古斯丁则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都与神学分不开。但如果将董仲舒思想中的“天”和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念、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和奥古斯丁的神人关系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董仲舒本人与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缺乏构建一个完全属神的世界的主动和热情,董氏之学始终开不出西方宗教式的理路。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殽天地之化——从灾异思想看董仲舒的气论

董仲舒的灾异理论存在着谴告和气感两种形式。谴告形式的灾异论在具体解释过程中有其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气感形式的灾异论弥补了这种局限,笔者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董仲舒“毅天地之化”的气感论。这种理论对之后气论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主体——先秦儒家“仁义”论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始终是先秦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性话题之一.孔孟认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当从人之"行"(实践)的内在特性来理解,而"仁义"就是人类实践的内在特性."仁义"的命意涵潜在人的生命活动的自身肯定性中,其实质在于人是依据本己的应然尺度而自我规定、自我支配的,所以,人原本就是自我立法的价值主体.然而,一个能够自我立法的价值主体,其必然具有不可析解、不可还原的自身完备性,而对价值主体的自身完备性的证明构成了儒家"人学本体论"的核心思想.     

以芭蕾的身体书写民族的仁义精神——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新说

舞剧《红色娘子军》堪称民族芭蕾舞剧的里程碑,广受世界各国舞蹈评论家的高度赞誉,成为民族文化现代性转化和当代舞蹈艺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通过剖析该剧深受各国观众青睐的多种因素,揭示其从中国成功地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以西方芭蕾艺术形式诠释中华民族的仁义精神,进而洞见出中国芭蕾只有找到自己的民族之魂,并从中觅得能与其他民族沟通的普世性价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儒家“天下之中”观念的文化控制蕴涵——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

从周武王、周公营建洛邑“天下之中”,到后来“天下之中”演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历代儒者不仅论证、阐释了洛邑“天下之中”的地理地位,还基于儒家的德政思想阐释“天下之中”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内涵。运用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既可以准确理解“天下之中”观念的深刻内涵,又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儒家确立和传播“天下之中”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一是作为历史上统治最长久的朝代,周代立国八百余年,“天下之中”的文化向心力功不可没,这启示当代中国要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作用,制定恰当的文化策略,在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彰显自身的文化魅力;二是“天下之中”并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它的产生是周初统治者主动选择文化发达地区建立文化中心、借鉴吸收夏商两代优秀文化的结果,这启示我们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三是儒家对“天下之中”观念的传播、阐释,既有顺应时代民心的德政主旨,又掺杂了所谓“天道之数”之类的愚昧迷信,我们应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以古为鉴,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