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与政治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政治与明智

虽然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尼各马可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尼各马可伦理学》区分了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明智与政治密切相关,二者都指向人对具体事务的实践。明智因其诸多特点,搭建起了从道德德性上升到理智德性的桥梁,同时也蕴含着从政治生活上升到沉思生活的可能性。对明智和政治的解读和定位,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新探

<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有关美德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美德是<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遵循其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理性路线,认为公民幸福生活必然依靠个人的社会性的德性实践才得以可能.<政治学>则为保证这种实践提供了社会伦理、政治的可能.现实的城邦应以正义为标准,正义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德性只有在个体美德和社会伦理统一论中才具现实性.     

亚里士多德论实践智慧的内涵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德性伦理学比较重视的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定位成实践的理智德性,并且从实践智慧、科学与技艺的区别中把握实践智慧的特点。实践智慧所进行的实践考虑也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其不同于科学和技艺的活动方式。这表明,真正的实践理性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将西方的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主义的看法是不恰当的。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中蕴含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因素,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西方哲学中的实践与实践哲学

针对国内在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本文考察和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含义和他的实践哲学思想,指出了实践的原初含义是指人的合乎理性的善的行为,主要包括伦理和政治这两个领域。因此,传统的实践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其研究的内容是德性和公正这样一些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从而同理论哲学相区别。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强调了理论哲学的重要性,致使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实践哲学被忽视了,遭到了冷落。但是,到了当代西方哲学时期,由于理论哲学出现了危机,实践哲学正在不断地复兴。当代的实践哲学不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论,继续研究相关的问题,而且还发展了实践哲学,使实践哲学从部门哲学发展成为了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内容上更加关注生活世界,更加关注价值意义的建构。因此,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和极大的帮助。     

论亚里士多德的善观念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主要探讨的是属人的善,而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涵盖了不同的善,但它们也有层次之分,首先,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沉思,其次是实践德性的善,再次就是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古代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哲学,而不是狭义的道德哲学,为了克服现代以义务规范为核心的伦理学的狭隘化,有必要恢复古代伦理学对于善的更广泛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就是中道"思想解读--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是其伦理学思想的代表作,书中阐述的重要内容之一:“德性就是中道”,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与德性相关的选择性、实践理性以及与社会性生活密切相关等特点。这些对当代道德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复归与重构——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问题探究

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亦是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中心论题。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思想的形成是以其对当代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刻剖析为前提和基础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完全占据了道德的中心位置,人类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返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要么接受后现代的道德虚无主义。麦金太尔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德性论为道德实践提供合理性说明,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而重构道德合理性原则的唯一途径就是复归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     

希波达摩斯式的谬误——亚里士多德对“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批评

一种根植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能否被正当地贯彻于政治理论的建构与实践活动,这在政治哲学的起源处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呈现出来。米利都人希波达摩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提出了一种可称作“科学主义”式的政治哲学思考模式:将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原理强行贯彻于政治生活中并对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一番削足适履式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展开了多方位的批评:希波达摩斯对数字“三”的迷恋,给政治生活带来的不是精确而是混乱;效仿技术进步来推动政治和法律革新,可能会造成法律失信和政治动乱;将几何的理性之美强加于政治空间之上,不应罔顾城邦基本的安全需求。这些批评揭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塑造了政治哲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划分了政治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界限,并呼唤一种政治生活自身所需要的实践智慧。     

新儒学的《宣言》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

1958年,现代新儒家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批判西方文化的缺陷,并通过探索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问题的贡献而倡导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特殊贡献就是孔子的德性伦理学。该宣言成为现代新儒家复兴的里程碑。同样在1958年,英国学者安思康发表了《近代道德哲学》。该文宣称近代西方道德哲学家都走入了误区,在人们找到确当的心理哲学之前应该中止道德哲学研究。这势必将我们带回古希腊,特别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安思康的文章激发了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这两篇文献有着共同的批评目标———近现代西方道德,而且,各自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相似之处:一方的灵丹妙药是孔子的伦理学,另一方的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然而,安思康并没有提及孔子,而宣言也漠视亚里士多德传统。进一步说,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由他们所分别推动的新儒学复兴与德性伦理学复兴这两大运动之间缺少对话和交流。通过比较分析这两篇同年发表的历史性文献,不仅可以找到两大复兴运动对话缺失的原因,而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宣言》没有能够发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德性伦理学方面的一致性。     

浅谈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

德性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的核心概念,并贯穿于本书的始终“它是一种能够实现人类最终目的(幸福)的品质”以人的本质为依据,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理智德性是灵魂中理性部分对自身发挥沉思功能时表现出来的德性;伦理德性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欲望和激情在理性的指导下的德性.系统地学习德性伦理学,不仅能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道德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培育出真正的有德之人.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范例、德性与道德实践

范例在西方哲学中有着长久的历史,从古希腊哲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现当代哲学的胡塞尔、库恩等,均从不同视角讨论范例一词或类似表达。让范例理论被广泛关注的乃是扎格泽博斯基的范例主义德性理论,它受惠于克里普克等人的直接指称理论,是伦理学领域中新的理论形态。从这种德性理论的形成过程与理论特征看,它有潜力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或德性认识论策略,其体现的方法与路径可以为道德认知、道德教育乃至道德实践提供哲学洞见。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渗透着他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政治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观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并能加深我们对于现代共同体生活的理解。     

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