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中,监察机关对行政司法监督为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主要特征。作为监察机关的御史台,最初由一般的文书管理到监察国家行政和司法,其权力也是伴随着封建国家的集权化逐渐扩大,成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考察

汉代郡政府在汉代国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国家结构中发挥着地方政府职能,又发挥着行政中介职能。两种职能的发挥,使其有效地治理着地方;又紧密地联结着中央与地方。郡以及郡县制度的完善,为汉代国家管理提供了优化模式,对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国家结构及汉代国家治理形式的认识,有助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思考。     

行政管理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的新一轮行政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有学者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可持续发展问题,但行政管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行政学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行政管理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的新一轮行政改革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自建国以来,我国行政改革已经进行过七轮,但始终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循环。而如果以行政管理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量和研究行政改革,将为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走出困境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论当代行政改革中值得借鉴的中国传统行政思想

在推进我国当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古代传统行政思想中有许多科学的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积极的借鉴和吸收,这不仅是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是建立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     

论当代行政改革中值得借鉴的中国传统行政思想

在推进我国当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古代传统行政思想中有许多科学的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积极的借鉴和吸收,这不仅是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是建立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     

二级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基调

从汉代开始,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就一直面临着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对此,中央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在中央与最高地方行政层级之间设立派出机构,并极力阻止其向地方行政层级转化。汉唐极力将州、道限定为监察机构,宋代的路始终维持派出机构性质,元明清时期的省则为半地方性质。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基调、主调是二级制,而不是三级制。     

浅谈汉代人事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因素

人事行政管理,是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优劣得失,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在汉代就形成了制度化、法制化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研究其得失,不仅可以从管理学的角度探讨汉政权兴衰的原因,而且可以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迪。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汉代人事行政管理中的部分合理性因     

汉代男女德育比较及启示

汉代是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奠基时期,基本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汉代男女道德教育不仅在内容方面有异同,这种异同还体现在教育方式、教育目的上。研究汉代男女道德教育,可供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借鉴。     

论官方与民间合力对寒食习俗的影响

寒食节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汉代以来,寒食节或禁而不止,或昌盛于世,或不禁而止,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寒食节兴衰的历史反映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种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从寒食节的兴衰可以看出,一项习俗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时,习俗只取决于民间力量自己的变化,与官方力量无关,但在二者构成特定关系的社会中,一项习俗的兴衰与变迁就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合力的方向和大小。     

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土地管理机构

古代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始终是其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设立和组织行之有效的土地管理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土地办公室成为古埃及中央行政管理的核心部门之一。文章以土地管理官员的坟墓铭文、石碑铭文及纸草文书等文献为基础，进而对土地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构成、行政等级和职责进行解析。对古埃及土地管理机构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古埃及行政管理的结构，以期为古代埃及行政管理体系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视角。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秦汉文献中的"聚"或"聚落"等概念不能等同于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聚落"。汉代城邑是在三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城邑基础上修缮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约二分之一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代聚落形态自商周以来就是城邑与"聚落"的共生并存,在秦汉强化乡里体制过程中,散在性的聚落以自然状态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秦汉帝国对城乡社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有形的城郭实现的,在"大一统"专制体制下,国家不仅借助乡里组织和法律的严防牢笼社会成员,而且通过道德"城郭"控制人们的心理。宫崎市定用古代邑国与汉代乡聚亭地望上的重合论证汉代的乡聚亭都筑有城郭,进而得出中国上古经历过"都市国家"发展阶段的结论不能成立。     

试论行政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行政道德属于职业道德中的一种 ,它专指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在其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应遵循的具有行政工作职业特征的道德规范 ,我国古代称之为“官德”。这种特定的内涵与功能决定了它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的关键性作用与基础性地位。因而我们要从多种渠道着手加强行政道德建设 ,以保证“以德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汉代郡域巡视制度初探

巡视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不仅建立了完善的中央巡视制度,而且郡一级的巡视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汉代设督邮一职,专门对郡属县域分部进行巡视监察,和中央巡视制度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巡视体系.汉代郡域巡视制度对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澄清吏治、推广教化、选拔人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汉代行政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为后世继承并不断被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行政理念的内蕴与现代启示

作为古代为官从政的道理,我国传统行政理念是古代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和行政价值的规律性认识。传统行政理念的主要内容包括"父母官"的行政意识、公勤廉的行政价值观和"内圣外王"的行政理想,体现出道德化、人格理想化和政治化的特点。实践与理念脱离是传统行政理念运行中的最大困境,角色界定不明晰、法律制度不健全和人情伦理难回避等是导致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转变行政角色意识、明确法律制度底线和坚定理想信念追求是传统行政理念为当前行政文化建设提供的重要启示和借鉴。     

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综述——兼述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脉络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对其做出研究有助于深刻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形和文化形态。我国古代谣谚文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至隋唐是文人著作对古今谣谚的自觉引用时期;宋元明清是文人对历代谣谚作品系统地搜集整理时期;民国时期至当代,谣谚的性质、文化功能、社会属性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但尚不完善。文章在此三个阶段的框架内,着重概括了汉代谣谚文化在历代的情形,以便为汉代谣谚文化的断代研究提供便利。     

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

汉代是我国宗教发展的转型时期,其中西王母信仰是重要内容,学术界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在已有的学术关注中,侧重于传播的描述多而宗教品质上的认识少.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在汉代经历了两个转移:通过从自然宗教的信仰向人为宗教的信仰转移和上流社会宗教信仰向民间宗教信仰的转移,西王母信仰完成了在汉代的宗教品质升华,提升了汉代宗教发展的宗教品质,并以此直接促进了道教的产生.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提高,呈现出汉代宗教发展的轨迹,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宗教发展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对象.     

汉代夜市考

提起我国古代的夜市,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是从唐代中后期谈起,范老、郭老等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一些经济史、商业史著作都未突破这一框框,甚至一些专门研究古代夜市的论文也尚未涉及隋唐以前。我国的夜市最早起源于唐代中后期,似乎已成定论。 事实上,我国最迟在汉代就已经产生了夜市。     

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

汉代西北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二者。现在中外学者对军屯研究比较深入,而民屯则有不少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钻研。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在各级田官管理之下的屯民(徙民)是国家的佃客,租率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这种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细究起来似很有商榷的必要。下面我们初步进行一些探索,敬希史学界同志们批评指正。首先,汉代西北民屯(徙民)究竟由什么机构管理?是田官体系,还是郡县体系?我们认为是后者。欲说明此一问题,需从汉代徙民的原始谈起。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早在     

汉代性别史三题

在汉代性别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或成为定说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如第一,关于齐地“巫儿”风俗,作者参照文化人类学资料,不同意“巫儿”是古代内婚制遗存和“巫儿”即赘婚两种意见,认为“巫儿”实际上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因与神灵交往而不能与人发生性关系习俗的遗存。第二,关于祓禊,学界的一种看法是,它反映了当时的求子习俗,作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认为祓禊与求子无关。第三,关于不举女婴,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在汉代广泛存在,并将之作为古代社会性别歧视的重要依据。汉代社会杀婴的原因有多种,最常见、最普遍、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杀婴,多数情形下是男女均不举,因此不宜简单地将之作为汉代社会重男轻女的根据。     

汉代的农业经济循环论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我曾将先秦农业经济循环学说的内容,它的不科学性和它所反映的某些可取因素,作了一些分析。并提到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由于在先秦部分不便阐述汉代的经济思想,故未加论列。事实上,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经济循环的论述,大都见于汉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