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列朝诗集小传》“胡应麟条”辨析——兼谈胡应麟的历史评价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胡应麟评价极低,但影响极大,后世关于胡应麟及《诗薮》的评价大体循钱氏之论,这对正确认识胡应麟及《诗薮》颇为不利。其实,钱氏批评的主观性太强,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胡应麟及《诗薮》的学术地位。     

论胡应麟的诗学思想

胡应麟（１５５１—１６０２），字元瑞，浙江兰溪人，号少室山人，后又更号为石羊生，是明代中叶的著名诗论家。他的诗学著作《诗薮》，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胡氏诗论不是停留在一般诗话的感性体悟上，而是有较强的理论系统性，有着基本的诗学范畴作为理论支点，同时，对诗歌发展史的评述也相当完整细密。可以说，对于中国诗学逐渐走向理论化、体系化，胡应麟有着较为重要的贡献。一胡应麟著述颇丰，有《少室山房类稿》等，然其诗论集中于《诗薮》一书之中。是书共二十卷，分内外二编。内编系分体总论，外编（包括杂编与续编）…     

简论胡应麟《诗薮》的诗歌理论

胡应(?)《诗薮》的诗歌理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一、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诗薮》关于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论述表现于诗歌兴衰同时代的关系、诗歌本身的自觉过程两个方面。注重文学及文学理论与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是中国文论的传统特点。刘勰早就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①     

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小考

毛奇龄的《〈诗传〉〈诗说〉驳义》是清初的一部重要的考辨明末伪书《子贡诗传》和《申培诗说》的著作,它的多角度的逐条考辨为二书的证伪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但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文章深入剖析此书的考辨方法和考辨结果,正确认识《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作伪的本质,以期全面了解此书在辨伪学史上的意义。     

艰难的选择 坚实的探索——评俞兆平的《诗美解悟》

俞兆平近著《诗美解悟》(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版)是一部颇有份量的诗学理论著作,其中凝聚着作者的一种真诚的执着和追求。作为一部新诗理论研究专著,该书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对新诗理论特殊的观照视角上。近些年出版的诗歌理论著作,似乎更多地把注意力指向整体的把握上,对诗的内容、形式、立意、构思、手法、种类、欣赏等作面面俱到的论述。而《诗美解悟》则把注意力投向新诗理     

魏源《诗古微》研究现状述评

魏源的《诗古微》是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诗》学专著,学术界对其研究日趋深入,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四个方面：《诗古微》版本,魏源的治《诗》态度,魏源对诗旨、诗序的态度等问题以及对《诗古微》文学意义的阐释,它们对深入研究《诗古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文化史——评《〈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但王长华、易卫华《〈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出版,依然让读者眼前一亮。因为这部关于《毛诗》学的专门著述,是一部并未止步于文本分析和史料梳理,而是通过《毛诗》学的发展与演变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专著,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为旨归。一部专著的视野决定其研究高度。汉初,三百零五篇《诗》、《诗》大小     

严羽之宋诗观论略

诗话是诗歌史的生动记录,《沧浪诗话》作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话著作,是以宋代诗学为背景与依托的,对宋诗的评点是其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沧浪诗话》的宋诗评语入手,通过疏证严羽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著名论断,以及对宋代诗坛上的重要流派江西、四灵、江湖诗派的点评,从而对严羽诗学理论中的宋诗观进行更为深微、立体的剖析与诠释.     

严羽论谢灵运——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著作。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成。其中,《诗评》评南朝宋谢灵运的文字有六条,加上《诗辨》、《诗体》各一条,整部《沧浪诗话》论及大谢的文字多达八条,在全书论及到的诗人中是比较多的。《诗评》云:“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     

论模拟与南朝宫体诗人的新变策略

模拟是梁陈宫体诗人实现＂新变＂的策略。梁代宫体诗人通过对乐府古辞的模拟,解构了旧体古辞,建构了宫体;通过对永明诗人的新体诗、赋咏古题诗以及新声乐府民歌的模拟,发展和完善了永明体,使之进一步向近体诗发展;而《玉台新咏》的编撰,则通过选目实现了宫体诗的自大其体。陈代宫体诗人的拟作旧题新作,完成了宫体诗的＂新变＂,但最终滑入了色情的泥沼。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屈原与苏轼：不朽的江神——析论余光中对屈原与苏轼的形象塑造

余光中以“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写屈原;以“神话中的大鹏鸟”与“江神”（长江之神）看苏轼;并从文学不朽的角度,以屈原、苏轼传世的名句,加以点染转化,为二人塑造形象。不管这些诗句原先所指陈者为何,如今余光中都用这些隽言名句,拍合到屈原、苏轼的身上来,这种巧妙的神合,在在显出余氏的匠心。     

《搜神记》之“杂传”论

<搜神记>通常是以"志怪小说"的名目为人们所接受,但事实上在<晋书>、<隋书>、<旧唐书>中都被列为史部"杂传"一类.由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出发追溯其为"杂传"之因由,并通过探讨干宝之经史观,认为<搜神记>足可为当时社会世相的实录.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赵翼论正史编撰

赵翼所著《甘二史札记》，从正史之体例、史料及史家主体修养三方面，对正史编撰成就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正史编撰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正史编撰“原委”一些重要同题作深入考察，揭示出许多优秀史家的艰辛劳动。文章还有对赵翼与章学诚历史编撰主张的对比，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赵翼所论之成就及其局限。     

启蒙之史——《中国古代史》与清末民初学子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本为清末中学堂教科书,1933年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之中,成为大学用的历史参考书,到2000年,该书被河北教育出版社列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之一,地位不住"升级".该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论者已作出颇详尽的研究,但它对清末民初青年学子起的启蒙作用,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钱玄同、顾颉刚和钱穆几位著名学者为例,探讨他们青少年时习史,如何受到夏曾佑史书的启迪.     

论苏轼的为师之道——以李廌为例

李廌是特殊而另类的苏门弟子，在性格、修养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苏轼处之以情，导之以理，守之以法，以仁者的宽厚风范、智者的严正做法，完美地诠释了为人、为师之道，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二十卷本《搜神记》的语料价值

作为“采访近世之事”的著作，《搜神记》（二十卷本）中有很多接近当时口语的成分，保存了晋代当时很多的常用语汇，为后世研究魏晋词汇面貌提供了材料；书中大量的新词新义，既可补充现有辞书的不足，又反映出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这些都说明《搜神记》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具有很大的语料价值，我们在研究汉语词汇尤其是中古汉语词汇时应予以足够重视。     

论钟嵘《诗品》关于流派问题的理论建树

中国古代的文学流派理论,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和中国古代各文学流派的理论。钟嵘《诗品》对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已粗具规模,并在思辨层面达到了较高水准。《诗品》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包括统系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