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

在清末改造国民性思潮中 ,严复首次提出了国民“恶根性”问题 ,本文从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改造方法等方面对戊戌时期严复关于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认为 ,严复站在中西对比的高度对国民“恶根性”表现的分析只是对国人中某些阶层、群体存在的“恶根性”的批判 ,对其形成原因所作的探讨则是比较深刻的。他主张改造国民“恶根性”从改造传统教育着手的思想虽然只是站在传统经济结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反传统 ,具有片面性和不彻底性 ,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最初发轫——龚自珍个性解放思想述评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可以追溯到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他倡导“心力”论 ,促使近代先驱者重视人心变革、思想启蒙 ;他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林风气的批判 ,是国民劣根性解剖的思想灵感之一 ;他对封建政教摧残人性、人才的揭露 ,对探寻国民性病源有启发作用 ;他开启了自我批判的时代 ,开创了民族反省的一代风气。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与国民性改造思潮虽有区别 ,但视其为后者的发轫、最初源头 ,却并不牵强。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理想人性的向往和追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场国民改造思潮.不少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再造国民,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思考.启蒙思想家们所进行的有关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基本上都可集中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论鲁迅的侠文化观

鲁迅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研究侠文化,注重研究国民性及其病根所在.他对待侠文化或侠义小说的态度并不是全盘否定的,而是以现代意识重新观照侠文化传统,着眼于批判其表现出来的奴性,同时汲取真正的侠文化精神并将其注入国民灵魂,旨在改造国民性,建构健康自由的文化和重塑国民的理想人格,把个性解放思想、人格独立意识和大胆反叛精神同推翻封建制度的艰巨任务结合起来,维护生命尊严,最终建立人人都有个性自由、人性都能得到健全发展的理想人国.     

论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伦理学省察

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理想人格失落的危机,而理想人格的形塑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通过对“理想人格的近代裂变”和“教育目的现代转换”的研究,探究蕴含其后的伦理精神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力图从伦理学的视角省察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考量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     

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鲁迅所倡导的国民性思想内容,是通过不同视角下国民性的含义、鲁迅"国民性"概念中的"国民"构成、鲁迅国民性思想类型概说和细说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国民形象加以改造、树立"诚"与"爱"之人等内容表现出来的。     

老舍话剧的文化学透视

对老舍剧作的文化学意义的考察较为薄弱。在老舍的抗战剧作中 ,政治与文化相沟连 ,把笔触探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把民族痼疾放到抗日战争这个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加以暴露 ,大大增强了批判的深度和力度。老舍解放后的大部分剧作 ,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去思考 ,文化意识相对薄弱。《茶馆》实现了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水乳交融的溶合 ,它把“埋葬三个旧时代”的政治主题同“改造国民性”的文化主题交织在短短的三幕戏里 ,体现了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完美结合     

论老舍早期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底蕴

文章通过分析老舍基督教观念的形成及其对早期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了老舍文学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即:"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一"的平等思想和献身精神以及一种内在的审视人类的目光和关切民族命运的爱心启悟。肯定了老舍先生塑造理想人格和改造国民灵魂的不懈追求。     

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影响下形成创作个性——老舍创作艺术探源之一

老舍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形成源于很多方面,东西文化和文学影响是重要的生成机制。东西方幽默讽刺艺术的影响在老舍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老舍"取益"于狄更斯及中国传统小说的幽默艺术,而某些弊端也可以从那里找到根源。老舍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下,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形成了检讨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的创作个性。     

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当代国民叙事——关于鲁迅经典及其现实意义的一种思考

鲁迅启蒙思想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在更具文学经典性的启蒙主义小说中,指向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批判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民性批判,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国民叙事”具有深刻影响.作为当代启蒙文学中反思国民精神的叙事,国民叙事的相关思考与鲁迅小说有颇多相通处.这种历史循环既说明民族精神改变是个漫长过程,也证明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远意义.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波普尔的“培根问题”及其解决

“培根问题”亦即“偏见”问题。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是继近代英国经验论者F 培根之后第一个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现代哲学家。他不仅首次将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关于偏见与认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称为“培根问题”,而且提出了与培根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法。波普尔对培根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解决,使“培根问题”得以深化,使西方知识论的研究得以拓展和丰富,但他并未能使这一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培根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唐君毅“心本体”论美学思想论析

“心本体”论是唐君毅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以人类的心灵活动为“体”,而以各种文化意识为心灵活动之“用”。在唐君毅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人们要真正表现美、欣赏美,不仅需要进行各种文学艺术活动,还要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仁心来要求自己,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养成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精神。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狂人疯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

细读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考察狂人进入历史的机缘问题以及进入之后的选择问题,即可由此“逼”出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关联。狂人是在常人社会将其视为疯癫之后被逼入自身的历史处境的。正是在现实中的被“吃”,使他真正理解到现实和历史的“吃人”。对“吃人”的发现使他身处二重危机如果他不能及早地获得“罪的自觉”,只以拯救者身份凌驾世界,有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吃人”者;如果他及早地获得了“罪的自觉”,又有可能在原恕自己的同时原恕了“吃人”,重新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吃人”者或被“吃”者。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在疯癫的罪名下与被“吃”者一同被“吃”;狂人所遭遇的二重危机,也正是现代性自身所面临的危机。避免这二重危机的唯一可能性方式,就是要彻底处身于对他人与自身的双重绝望中,从自身的“罪的自觉”中更深刻地体验着一切“吃人”的罪恶,并把“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作为其“工作”的最终指向。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当代西方“反幻觉”诗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及批判

反幻觉是当代西方诗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倾向,这种倾向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基础就是索绪尔的符号任意论。索绪尔以此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揭破了人能控制语言的“迷梦”,促生了一种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相对立的“词物分裂论”,为当代西方反对实在论和主体性的幻觉,解构“自然”写作和终极意义的理想,强调写作“不及物”、“作者已死”、“暴露技巧”的反幻觉诗学提供了语言学根据和批判的武器。但这一批判的武器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革命性背后隐藏着一种既无关于科学评价又反人文精神的共时性范式和后现代情绪,已产生出不利于人类的诗化生存的东西。因此,批判的武器只有经过批判性反思,那种真正具有科学意义和人文精神的反幻觉诗学才能建立。     

现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 ,全球化已成为描述民族生存环境的最为重要的术语。受全球化所主导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推崇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奠基于生存本位基础上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文化形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 ,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状态 ;而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应对和民族文化可行性发展路径的策略设计 ,其现实践履 ,则离不开对具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主体的培育及其文化创新实践的有效促动     

吴文英词的“现代化特色”献疑——与叶嘉莹先生商榷

叶嘉莹先生的《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以新的时代眼光提出了吴文英词具有现代化的特色。叶先生此论一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吴梦窗词是否具有“与一些现代文艺作品之所谓现代化的作风颇有暗合之处”,从而具有“遗弃传统而近于现代化”的“时空杂糅”、“感性修辞”两点特色,却是值得商榷和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