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边歇家研究

藏边歇家作为明清以来中国歇家群体中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歇家成分,兴起于明代日益扩大的族群贸易,兴盛于清代,余绪延及1950年代.以地域而言,藏边歇家可分为边内歇家与边外歇家.边内歇家因其赢利手段与营业内容可分为商歇家与粮歇家两种类型,在清朝的立法实践中,粮歇家为官歇家;商歇家则因报官与否,呈现出官歇家与私歇家的分野.边外歇家因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安多藏区者称为“主人家”,在康藏者称“锅庄”.藏边歇家因起始营业范围及受政府管制、地域文化影响等不同,具有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历史命运.尽管如此,各藏边歇家借助于特殊的语言媒介机制,在藏边贸易、社会治理等方面均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藏边族际的互动与交流.类型各异,层次分明的藏边歇家,对于蠡测中国歇家的组织形式演变,具有重要的历史人类学意义.     

近代青海歇家与洋行关系初探

歇家作为近代青海地区特有的民族中间商,在西北商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与洋行的关系,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一。经初步探讨,歇家早在洋行进入之前就已活跃在青藏地区,洋行没有使歇家买办化,二者只是特定时空中的商业合作伙伴,歇家的衰落与洋行也无直接联系,青海地方官僚资本的商业垄断才是歇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歇家曾与洋行合作过就否定其在近代西北民族商贸中的重要地位。     

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中的歇家

近代以来,随着天津开埠通商,西北地区的羊毛等畜牧业产品开始大量出口。在羊毛出口的促动下,明清以来在西北民族地区曾普遍存在的歇家开始蜕变并转型成为"中间商人":他们既是蒙藏民族羊毛出口贸易的代理人,又是联系天津客商的纽带,"中间人"的角色决定了他们在西北羊毛市场中交易模式的特性,而行商和坐商两种类型的歇家,共同支撑起近代西北羊毛的流通市场。     

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

在贸易领域中,"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都是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都有"开肆"的功能,它们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实际上是名异而实同.因在文献中见之最多是"歇家",故将这类模式称为"歇家牙行"模式.由于"客店"、"牙家"、"园亭"、"歇店"、"牙歇"等都有称为"歇家"的记载,故可把它们称之为"歇家"之异名.     

近代甘宁青民间皮毛贸易的发展

皮毛贸易是近代西北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经济现象,它的兴起是西北特殊资源环境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的直接结果,它的发展一度推动了西北从封闭落后的区域性自然经济向初步繁荣的商品经济方向转化,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带动和影响了其他行业的产生和兴旺,甚至给这里的民族和社会都带来了诸多新气象。本文在大量收集和甄别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廓清抗战前五十多年里皮毛贸易在甘宁青地区的发展规模、贸易路线、市场格局等基本情况,并作出较为客观、深入的分析,希望对研究近代甘宁青社会发展有所裨益。     

有关阿勒坦汗时期蒙古民族皈依喇嘛教历史的若干分析

十六世纪初,随着达延汗统一蒙古事业的完成,结束了元亡以来蒙古社会“百年内讧”的局面,蒙古高原的社会状况出现了重大转折,整个蒙古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十六世纪中叶,右翼土默特万户阿勒坦汗“雄长于蒙古”。他发展了漠南蒙古的社会经济,建立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尤其是池促进了喇嘛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是蒙古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对阿勒坦汗时期蒙古民族皈依喇嘛教的历史做一分析。     

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

清代,在我国西北地区(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上,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丝绸贸易的“热浪”。一队队满载精美丝绸的驼队,从西安出发,沿着古“丝绸之路”,西出阳关,向西进发。从而使一度沉寂下来的“丝绸之路”,又重新兴盛和繁荣起来,出现了昔日少有过的盛况。清代“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不仅是古代这种贸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然延伸与继续,而且有许多新的特点。清代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丝绸贸易,是当时西北民族贸易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近代西北回族政治势力的崛起与社会变迁

西北回族政治势力的崛起,改善了回族的社会地位,成为西北政坛重要的制衡力量,同时带来了回族社会的深刻变迁:回族社会出现自治倾向,社会开放对外交流扩大,民族教育制度初步建立,工商业走向繁荣,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回族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西北政局的关键是处理好民族关系;中央政府需要更多地承担民族地区制度变迁与进步的发展成本;在民族地区既要发展民族经济,也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在增强各民族之间的互信与了解的同时,培养对祖国向心力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     

中苏西北边境贸易历史与现状研究

中俄西北边贸:从平等贸易到不平等贸易十九世纪以前,我国与俄国并不接壤.西北边贸的对象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浩罕和布哈拉人等邻境民族,依然保持着以中国为主导的丝路贸易的古老、纯朴传统。由于丝路贸易形成的区域经济的传统和规律,俄罗斯东方领土自然通过浩罕、布哈拉、哈萨克等中介,纳入与中国贸易的经济环境中,     

清代青海的商业

<正>明代末年,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在青海,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诸种原因,如地处极边、民族杂居、战事频仍,青海的商品经济发展还很不充分。到了清代,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农田面积扩大,传统手工业和畜牧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于是商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青海地处历史上丝绸之路南道,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交通要道和农牧区交界地点遂发育成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并且名噪一时。现就以不同时期几个商业重镇的兴衰来看看清代青海地区商业的发展状况。 一、多巴,清代早期的贸易集合点 在清康熙以前,西宁卫的贸易市口在镇海堡北川。据《泰边纪略·西宁卫》载:“世所传西宁市口,皆谓镇海北川”。北川,亦即白塔儿,在“北川口西二十里。地有塔,蜃灰垩之,故谓白塔儿”（同上）。即大通县老城关东。康熙以后,多巴则代替北川,成为重要的贸易市口。日本学者佑口透在他的《准噶尔部历史和社会经济概述》一文中写道:“位于西宁西北十里（应是五十里）的多巴,即多霸,乃是西域回夷行贾和驮载往来的集合点,多霸成了中亚贸易的中心市场”。到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之间（1713--1714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派遣的探险队,也从新疆到达西宁附近。佐口透说:“看     

甘青民族贸易中的歇家和刁郎子问题探析

活跃于甘青民族地区商贸活动中的歇家和刁郎子,在该地商贸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对于歇家和刁郎子相关的一些问题,则有着不同的说法和见解,如歇家的起源问题,歇家的性质问题,歇家与洋行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和评价歇家和刁郎子等。根据资料对于这些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探讨。     

清代西北城市的外贸与洋行

西北诸城外贸,历史久远。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向西方出口主要通道的作用,隋唐达到鼎盛,至元代犹存遗绪,故沿途不少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均受到过外贸的影响;而外贸经济自古即为西北城市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由于世界和中国历史局势的重大变动,西北诸城外贸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驼铃商队的精美丝绸一变而为药材、皮毛;胡商则为“洋行”所取代。重要的是,由于清季国势凌替,“洋行”在西北各城进行的掠夺性经营,更不能不为当时西北城市城市外贸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本文研究的对象,正是我国西北城市外贸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方面它具有当时我国外贸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它具有西北城市外贸的特殊之处。     

关于民族地区财政经济的几个问题

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找出相应的对策,消除历史形成的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距,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归根到底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期形成的后果。历史性的问题,只能历史地解决。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朝夕之间,甩掉“历史包袱”,是不现实的。但是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向,我们就必须从现行政策和体制中去寻原因、找对策了。“六五”期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年增     

论“花儿”的超断代发展

一“花儿”是西北高原上的艺术奇葩 ,它从雏形到形成再到成熟 ,直至今天的出口成曲 ,都被一种民族内蕴串引着。“花儿”传唱了几代人 ,存在了多少年 ,却始终如一地以一种合力张扬和发展着 ,它既不为那个民族所独享 ,也不为那个民族所排斥 ,而是以西北少数民族所共有的特征、以一种超“断代”的态势继承和创新着。所谓“断代”,是指同一民族文化系统在同一时代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特征的历史时期。近代“花儿”由于社会生活现实为它提供了厚实的土壤 ,使它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着独有的特色 ,在祥和安定的气氛中日渐发展。“紫肉刮干…     

明代茶马贸易官营体制的理论探析

历史上茶马贸易延续近千年,总的说来有官营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贸易形式,封建时代因政治羁縻、经济隔离以及国家财政的需要往往被纳入官营体制的轨道。有明一代茶马贸易的官营化主要的是服务于其民族关系的格局,在出于主要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下的贸易关系,官营茶马贸易违背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不符合我国民族间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因此,明代茶马贸易的官营体制的最终衰落是必然的。     

明清保歇制度初探——以县域"保歇"为中心

保歇制度曾盛行于明中期至清初,就县域"保歇"而言,是县衙与乡民之间的中间机构,是政府为了追征赋役和词讼审理的方便而设置的一种制度,在政府方面言其为保户,在乡民方面则言其为歇家,故合称为"保歇".保歇延伸出来的异名非常多,有"歇保"、"保家"、"保户"、"保识"、"里歇"、"安保"、"主户"等等,纷繁复杂.保歇的设置多以里为单位,政府赋予保歇的核心职责主要是追征赋役、拘禁里长或纳户、勾摄、拘提、引领所保里长到衙门赴比等;就乡民而言,歇家几乎成为了他们进城的桥梁,不管是应役、交纳赋税,还是进城贸易、打官司皆需经过歇家这个环节,使歇家成为了实际控制乡村的势力群体.     

1930年代西北考察家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

1930年代,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从政府到民间,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呼声不断高涨。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下,大批的内地知识分子纷纷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游历,之后大量的西北的记述公之于世。在这些考察家的旅行记述中,西北的辉煌历史和广袤土地成为寄托民族感情的独特载体,西北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纳入具有共同情感与集体记忆的象征空间。在对西北异域的风俗人情等情况的真实描写和由衷赞美中,考察家们把西北和内地建构为国家的统一认识,完成从"他者"到"自我"的历史想象和国家建构。     

“开放的世界”与“世界公民”──邓小平开放观的两个概念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普遍联系到矛盾的同一性邓小平开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对世界历史和时代条件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以普遍联系观点与矛盾同一性观点为哲学基础的。人类社会已有漫长的历史，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以“民族历史”的方式存在着，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在封闭的体系中运动、发展，民族之间的有限交往虽然对民族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微不足道。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论司马迁的西部人文地理思想

作者根据《史记》有关战国秦汉时期西部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民族地理的记载与论 述，对司马迁的西部人文地理思想作了探讨，认为司马迁是历史上较早关注西部并进行了理 论总结的学者。作为西汉杰出的思想家与史学家，司马迁对西北历史地理特别关注，作了不 少精辟阐述，主要反映在对西北政治地理格外看重，提出了“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 常于西北”的重要论断；此外还对司马迁的西部经济地理及民族地理思想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