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湖南旱灾研究

湖南历来为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1934年旱魃为虐,水旱交侵,灾难深重。本文分析1934年湖南旱灾造成的严重后果,重在探讨官方与民间减灾防灾、抗灾救灾政策措施的利弊得失。     

西夏灾荒史略论

本文对西夏王朝的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进行了粗略的梳理，指出窖藏存粮、移民就食、减免租税、兴修水利等是西夏政权主要的防灾、赈灾措施。同时就西夏时期的自然灾害对西夏社会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作了简略的论述。     

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自然灾害探析

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水、旱、雹、风、虫、霜、疫等自然灾害频仍严重,究其原因,固然有自然因素,但社会因素无疑是主要的。吏治腐败、经济凋敝、水利失修、森林破坏,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严重萎缩,尽管日渐式微的晚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救荒措施,但无法根本改变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天灾肆虐的局面。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对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经济、人口、信仰、社会等造成重大影响,无情地摇撼着行将倾垮的晚清王朝,促推革命高潮到来。     

20世纪初湖南的自然灾害与米荒

湖南素为自然灾害频发区、剧烈区,20世纪初年灾荒不断,对社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连年自然灾害和粮食大量外运,导致严重的粮荒和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发生。一、20世纪初年的湖南灾况20世纪初年,湖南自然灾害几乎年年不断。试列1900年至1909年10年间自然灾害年表如次:1900年(大灾):全省大旱,醴陵、淑浦、永顺、蓝山、嘉禾等县尤甚。醴陵南河断流,蓝山自五月至七月不雨,百谷无收。夏汛,滨湖地区洪水暴涌,禾稻无收。益阳还发生雹灾和冰冻。永顺“饥民遍地,斗米千钱,葛蕨皆尽。有将麻根、麦麸屑以为糜及食薯种、棕包、白泥、皮鞋底者”①。当…     

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与应对——以山东省梁山县为例

三年困难时期,旱、蝗、水等自然灾害对梁山县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和影响,导致百姓缺粮断炊、人口大量外流、水肿病流行,梁山县通过发放救灾款、节约用粮、灭蝗除害、抗旱排涝、生产救灾等措施加以应对。就三年困难时期梁山县自然灾害及应对进行研究,不仅能使我们深刻认识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还能深入了解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对当今的防灾、减灾和救灾也具有借鉴意义。     

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

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发展。     

简论古代湖南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

比较而言湖南自然灾害虽算不得特别突出 ,但从历史发展趋势上看则日益加剧。灾荒日趋频发日益严重主要是由于长江、洞庭湖关系的演变 ,历代围湖垦田降低了洞庭湖的蓄水能力 ,森林植被日趋被破坏以及种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后果     

自然灾害与党项社会——论宋初夏州政权的经营

宋初夏州党项生活区域自然灾害频发,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夏州政权统治者的经营。关于自然灾害相关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夏州政权的应对之策,而且可以探研自然灾害对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考察自然灾害与党项崛起的内在联系。     

西藏自然灾害救助发展历程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受季风气候、板块地质运动和复杂地形地貌等致灾因子综合影响,成为自然灾害多发、易发、连发、频发地区.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民不聊生,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虽然也进行了一定救济,但其救济具有被动性、临时性、项目窄、水平低、效果差.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从救灾法律法规制定、救灾工作分级管理、救灾资金分级承担、救灾物资仓储库建设等多方面着手,基本建立起自然灾害社会救助体系.     

古代湖南灾荒与社会骚动

自然灾害若达到一定烈度,除了造成人口死亡、田园毁损之外,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当生命也因饥荒受到严重危胁的死亡关头,灾民会做出道德失范、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湖南历史上因灾荒引发的农民造反或民变不胜枚举。这些暴烈行为对社会生产力和道德规范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和冲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灾害动员的模式初探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进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党和国家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内在需要和宝贵经验.建国60年来,党和政府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部门为领导者和主导力量、以广大社会民众为主力军和依靠力量、以人民军队为生力军和中流砥柱、以权威媒体为中介桥梁和引导力量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模式.     

清朝前期湖南赈灾初探

清代前期，湖南的政治、经济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湖南境内的自然灾害却接连不断。对此，湖南地方官府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适宜的赈济措施，而且取得了实效。本文旨在研究当时的赈灾思想与措施及其重要意义。     

自然灾害与新莽时期的社会动荡

对于新莽末年社会动荡的原因,史家多将其归结为"人祸",即王莽改制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其实,除"人祸"之外,"天灾"对于这次社会动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两汉之际,气候曾发生显著变化.气候的变化引起了自然灾害,进而导致粮食减产引起饥荒,饥荒又造成了流民和农民起义.而自然灾害、饥荒与农民起义都较为集中在当时重要的经济和人口聚居地区.可以说,新莽王朝是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作用下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论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及其特征

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发端于1912年至1915年,1919年形成一股浪潮,一直持续了30多年,期闻高潮迭起.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性、学生参与方式的多样性、工商团体组织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政府注重发展实业的引导性等特征,对民国时期湖南的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发展视域中的湖南区域形象战略目标定位

湖南区域形象战略目标定位虽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是湖南自身因素、社会公众因素、传播媒介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从全面综合的角度来看，湖南区域形象战略目标定位应为：在湖南内外广大社会公众中着力塑造和建构社会全面发展的形象，具体表述为“四个湖南”，即：实力湖南、活力湖南、发展湖南、和谐湖南。     

内蒙古自治区旱灾趋势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其中旱灾是困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生产、生活的主要灾害类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旱灾频率的变动趋势是:轻旱发生次数递减,中旱和重旱频率递增,严重旱灾增势明显.旱灾灾情的变动趋势是: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受灾范围在2000万亩以上的只有8次,1978～2006年受灾2000万亩以上的年份达16次,进入21世纪,每年的受灾范围都在3000万亩以上,受灾范围呈现扩大趋势.由于各地区抵御旱灾的能力不同,因此成灾与受灾不一定成正比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灾面积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     

湖南地方高校负债的理性思考

湖南高等教育正在实现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历史性跨越,但不少高校为此快速发展欠下了较高债务.目前一些高校已经进入还贷高峰期,由于缺少还贷资金,正常运行受到影响,不可避免地被社会各方广泛关注,甚至指责.这一问题如不及时妥善解决,将制约湖南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必将影响到湖南"教育强省"战略的实现.本文拟从湖南公办高校贷款所产生的背景、过程和效果等方面进行理性思考,对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制订加以探讨.     

天灾与人祸——从诗歌看清代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济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持续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对灾荒高度重视,在平时就建立各种仓储,积极备荒;当灾情发生时迅捷地救灾、赈灾。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灾、报灾、救灾的政策与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机制。清代中前期由于国力昌盛,封建国家救灾主体的功能凸显,能够帮助灾民有效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清代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败,封建国家的主体作用也日益下降,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救济活动日益活跃。清诗对此作了丰富多样的书写,涉及了水、旱、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由于吏治的腐败,一些荒政有所废弛,清政府对灾民的救济收效甚微,有时反而加剧了灾民的苦难。许多诗歌都揭露了这种天灾下的人祸因素,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     

官绅互动与地方救灾:明代潮州的自然灾害应对

明代潮州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同时,盗匪的盛行和自然灾害的肆虐也日益加剧,严重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由于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潮州社会中后期有两次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变冷使得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显著增加,其中尤以水灾、旱灾和风灾为多,并且危害也日益严重。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肆虐,当地社会阶层积极应对。在救灾过程中,潮州的各级官员与地方士绅大多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晚清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的影响

自古以来,河南的产业单一,农村副业不发达,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都会对河南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晚清以来,黄河灾害严重,自然灾害与当时国内的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和外来侵略等纠结在一起,对河南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