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铜”论略

对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丹阳铜",学界认为是西汉丹阳县、丹阳郡境内所产铜。其实它是指现代地质学上的自然铜。自然铜颜色为铜红色或浅玫瑰色、纯度非常高、延展性非常好,文献中称之为"纯铜""熟铜""似金""赤金""不出陶冶而生"等,即是根据这些特点而言。自然铜在中国分布于今湖北、云南、甘肃、长江中下游等地含有铜矿床氧化带,西汉丹阳县、丹阳郡即包括在其中,其历史上所产"好铜"也有被称为丹阳铜的记载,但丹阳铜之名并非源于丹阳县、丹阳郡,而是缘于"丹阳"代表的丹赤之色与自然铜的颜色一致。古代中医学把"黄铁矿"称为自然铜,掩盖了丹阳铜的真实面目,是引起丹阳铜问题产生争论及相关观点产生偏差的重要原因。     

西汉丹阳铜产地新考

西汉时期有所谓丹阳铜曾经一度称著当世。出于汉镜《簠斋藏镜》中有铭文谓“汉有嘉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汉书·地理志》又载丹扬郡“有铜官”,古时阳、扬二字通用,据此则丹阳铜的得名是因其出产于丹阳郡。但西汉丹阳郡辖境甚广,包括今安徽、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西以及浙江天目山区。丹阳铜又产于该郡何处?迄今学术界尚存在着意见分岐。通常人们因为西汉丹阳郡治于宛陵,宛陵即今安徽宣城,遂以此为丹阳铜产地(如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论》,载《考古通讯》1956年6期)。对此,裘忱耀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另以丹阳铜产于今安徽当涂县,因为据说是“查<宣城县志>,则无志出铜之山”,而今安徽当涂县即秦汉丹阳县治,其北有大、小金山,     

何家村窖藏:制作机构及其世界性意义

对何家村窖藏,学者们依据政府职能推测为与唐少府监关系密切。通过分析其中钱币等信息,可发现这批宝物应属于少府监下的铸钱院、中尚署等机构,其制造地点可能是少府监下属铸钱院所在的崇德坊,位在窖藏出土的兴化坊之南。通过研究金银器工艺,可发现少数器物纹饰和工艺较为成熟外,当时唐朝金银器制作还处在模仿学习期。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波斯、大秦、粟特甚至吐蕃等,都成为学习对象。少府监是为皇室和国家打造和管理金银器的主体部门,同时负责对外贸易,大量收藏和打造兼有中外文化元素的器皿,是金银器成为丝路交流的重要载体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促进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具有世界性意义。     

历史桂阳考述

历史上中国曾有六个地方使用过"桂阳"的名称,这使得人们对历史上出现的一些与桂阳有关的人和事常常有迷离困惑之感——不知这些人和事究竟是在哪个地方发生的,这种情况给地方志的编定和地方文化建设造成了混乱和纷争。本文在详细考察与历史桂阳有关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历史桂阳的沿革变迁情况进行一番梳理,基本理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状况。     

广陵观潮:中古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考察

广陵观潮是中古文学常见的一种文学意象,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引起后人对其产生地域的争论。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和历史地理的环境变迁等分析,广陵观潮应在扬州而非钱塘,其盛行的时间在汉至六朝,约在唐大历年间消失。广陵(扬州)作为古代的形胜之地,广陵观潮的自然景观为诸多文人所记述,而理解广陵(扬州)在古长江口的位置是揭释这一文学意象的钥匙。     

东汉广陵郡领县确数考

东汉广陵郡,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其治广陵,领县十一: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凌、东阳、射阳、盐渎、舆、堂邑、海西。然据后人考证,当有海陵县的建置,《郡国志》"盖传写有脱"。但也有人认为,"海西属下邳而不属广陵",补上海陵,去掉海西,仍当领县"十一"。据史料考证,海西从未属于下邳国,而是隶属广陵郡管辖,广陵领县"十一"应为领县"十二"之误。     

汉末风云人物——广陵人臧旻、臧洪述评

臧旻、臧洪父子是东汉淮扬地域出类拔萃的土著名士,且在汉末政局动荡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臧旻任职扬州刺史、使匈奴中郎将和丹阳、中山、太原太守等,是个＂有干事才＂、＂达于从政＂的＂良吏＂。臧洪任职广陵功曹、青州刺史、东郡太守,被时人誉为＂海内奇士＂,系＂缔谋伐董＂中＂为天下倡先＂的风云人物。这在两次党锢之后＂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的意识所淹没＂、＂群体自觉＂的精神向一己小天地回归的际遇中,所呈现出的＂个体自觉＂意识、弥足珍贵的＂气节＂和＂真精神＂,成为东汉政权长期＂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个中原因。     

《元丰九域志》户口、铸钱监和盐产地年代考

《元丰九域志》政区基本上为元丰八年之制,说明其于元丰三年成书后,又经修定。但其户口、铸钱监的年代均为元丰二年,盐产地的年代则为元丰元年或二年,和政区的年代不同,应是初成书时的原貌。     

山鬼、河伯及秭归

楚文化研究中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如楚早期所封丹阳问题、巫山神女问题等，本文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枝江丹阳、淅川丹阳、秭归丹阳有其内在的联系，都与尧子丹朱有关。而巫山当在今长阳宜都附近，并非巫峡里的巫山。巫山神女的原型则是尧女女　，就其图腾而言亦凤图腾之一支     

论唐代前期的“馆监举士”

唐代的馆监系统，指门下省和东宫所辖的弘文、崇文馆；国子监分领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及天宝九载增设的广文馆。合称二馆七学。武德一朝，中央官学和科举取士尚处在恢复时期，科举取士的主要来源是乡贡举子和前朝官学的生徒，馆监举士地位不显。贞观至天宝年间，以监举为主体形式的馆监举士与乡贡相比较，其在科举中的实际地位，有一个前重后轻，由盛转衰的转换过程。本文系统阐释唐代前期馆监举士地位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而说明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