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水稻种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资兴320户农户问卷调查

圣去于湖南资兴320例农户水稻种植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一般环境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和个人素质因素三个方面,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般环境因素对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家庭环境因素次之,个人素质因素影响最小。具体来讲,农户对稻谷价格评价、生产资料价格评价和种植补贴评价越满意,其水稻种植意愿越高;家庭种植面积越多、家庭收入等级越高和水稻种植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越大,农户水稻种植意愿越高;教育对水稻种植意愿影响的曲线呈倒“U”形。     

种田农户：现状、特征与合理类型——基于全国31省（区、市）4 79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利用全国31省（区、市）4 79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近三年种田农民的状况和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年人是种田“主力军”,种田农民呈现老龄化、女性化趋势;学历较低是种田农民的共同特点;种田农民家庭收入普遍偏低,务农比较收益较低;种植规模小且有缩小趋势。基于此,从种田农户的经营规模、经济能力和年龄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种田农户的合理类型。     

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决策——基于11省164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11省1646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兼业农户比重和平均兼业水平都很高的背景下,兼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中均有所体现,并且在一兼农户中表现最为显著,而“投资效应”仅体现在纯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上。接受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提高各类农户的种植面积,能够缓解种稻劳动力流失对种植面积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能够缓解一兼农户农业收入比重下降对种植面积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加强粮食产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加大纯农户粮食生产补贴力度等是稳定我国水稻生产的重要举措。     

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黑龙江佳木斯地区为例

采用对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南县和桦川县305户农户2009年全年水稻种植投入产出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运用Logit模型对固定生产投资可能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收入、信贷水平、农户对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期望度对固定生产性投资有显著影响;是否发生灾害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运用Tobit模型对生产性资金投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收入、信贷水平和家庭住房价值、农户对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期望度、是否发生灾害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规模有显著影响。在模型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水稻种植户增加固定生产性投资和增加生产性资金投入的合理建议:提高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提高水稻种植的规模化程度;努力提高水稻种植户的教育水平;确保水稻种植户能够及时获得生产性资金贷款。     

种麦农户行为选择:来自价格、政策和非农就业的综合响应检验

基于2003-2011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选用扩展Nerlove模型及系统GMM估计方法,引入市场化政策和非农就业水平等变量构建农户小麦动态供给反应模型,探究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对价格和非价格因素的反应程度。研究发现：①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农户小麦种植对价格始终保持较高的敏感程度。②非农就业在短期内对农户小麦种植直接影响结果不显著,但间接提高了农户对小麦生产成本的敏感程度,这意味着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使得生产成本对小麦的负面减产效应显著增加。③市场化政策始终是影响粮食市场价格变动及农户粮食种植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完善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制度,通过杠杆调节冲破生产成本对粮食生产的“桎梏”,同时确定合理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科学制定调整幅度,引导农户合理调整种植结构。     

农产品生产环节中农户外包行为分析

依据2014年对黑龙江和湖南省这两个水稻主要生产省的7个地级市的75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水稻生产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户主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农户家庭收入对其外包的影响则主要在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显著为负;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显著为负;农村村落的专业化服务队组织对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主要在农田整理环节;农村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水稻种植不同生产环节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性。     

粮食直补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通过农户模型进行分析,理论推导的结论表明：在国内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粮食补贴依然有效;运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面板Tobit模型以及面板数据分位数估计的方法证实了理论推导的结论。研究进一步表明,与粮食种植面积相挂钩的补贴方式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激励作用要明显大于脱钩的补贴方式;此外,种粮成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抑制作用要远大于粮食直补的促进作用。     

不同经营主体棉农经济与环境绩效调查——基于4省农户的数据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呈现多元化趋势,不同经营主体在成本收益、化学投入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本文应用河北、江苏、湖北、江西4省的调查数据,比较了3类主体(独立小户、合作小户、大户)在棉花种植过程中的经济效率和环境绩效.调查结果表明,大户在单产、亩均纯收益方面均低于合作小户和独立小户,在化肥使用上低于小户,农药花费和打药次数均高于小户.农户环境意识普遍较低,且未能将环境意识转化为环境行为.未来棉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是基础,应当从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增加农技服务、提高环境意识等方面提高我国农户种植棉花的环境经济绩效.     

不同经营规模下稻农生产技术效率分析 ——以江汉平原为例

使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方法,利用江汉平原347户农户水稻种植微观数据,分析了不同经营规模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均值为84.76%,技术效率与经营规模呈现“倒U型”关系;劳动力、化肥、机械以及种子投入对水稻单产有着显著负影响;在不同规模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中,受教育水平、农户家庭规模以及土地转包对技术效率有着正向影响,农户负债对技术效率有着负向影响。     

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经营行为及其经济效益的比较研究——以长江流域稻农调查数据为例

本文以长江中下游地区4省24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经营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在劳动力配置、水稻种植模式选择和水稻生产技术采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进一步对不同土地规模农户水稻生产的经济效益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小规模农户的水稻单产高于大规模农户,但大规模农户的水稻生产的亩均经济效益要高于小规模农户.     

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基于非农就业视角

探讨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有助于为完善退耕成果巩固长效机制、促进农户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提供经验证据。基于宁夏、甘肃和湖南3省（区）897户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非农就业视角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退耕补贴到期的冲击会促使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并实现增收,使其总收入水平未降反升,这种影响效应在退耕补贴到期当年已初步显现,并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由强到弱的趋势;异质性分析发现,退耕补贴到期对小规模退耕户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而对老年组农户的收入水平则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从增强农户转移就业能力、制定差异化帮扶措施和及时出台退耕还林后续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基于农户模型的粮食补贴作用机理及效应分析——兼论“直补”模式的弊端

目前我国粮食补贴制度以直补模式为主导,具有“普惠制”特征。通过构建农户粮作经营模型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表明,当前综合性收入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促进作用甚小,而生产性专项补贴和粮食价格支持则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尚未到达以收入补贴为主的阶段,粮食补贴应定位于生产目标而非收入目标。相应地,粮食补贴应以生产性补贴为主,且补贴目标应瞄准粮食生产户,补贴方式应与农户生产决策挂钩,补贴资金的配置应逐步向种粮大户倾斜,以适应粮食生产规模化的发展形势。     

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龙岩市413户烟农的调查为例

以福建省龙岩市413户烟农的调研数据为例,通过构建Cox比例危险模型分析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烟叶种植面积、农户对未来灾害的预测、近5年最严重灾害造成每亩损失金额、对政府职能的认知等因素对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产生负向影响,而务农年限、家庭年收入、灾后烟草公司补贴、保险赔偿经历等因素在实证分析中对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同时利用累计概率模型测算出千元保险金额的农业保险费率为17．95元较为合理。据以上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巩固农业保险市场主体与制定农业保险补贴标准等政策建议。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烤烟施肥中氮肥分配比例的研究

采用Scheffe提出的单形重心设计,研究了烤烟在紫潮沙泥土上,施纯氮105kg／hm2的条件下,烟叶产值与基肥、小压肥、大压肥3次施氮比例之间的数学模型。通过计算机模拟寻优获得最高产值为9710．40元／hm2,其3次施氮最佳比例为0．45:0．30:0．25,产值超过9300元/hm2的方案共计75套,其优化配比为0．458:0．319:0．223。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激励实效研究

以水稻保险为例,通过四川省628个小型农户的双边界竞价实验（DBDC）数据,研究保费补贴政策对农户参保意愿的激励效果。竞价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农民（59%）愿意为水稻保险支付10元/亩保费,高于现行保费水平（4元/亩）。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单一提高补贴水平、降低保费不会大幅提升农户购买意愿。因此,保费成本并不是小型农户主要经济负担,单纯提高政府补贴不足以大幅推进参保意愿和参保率的上升。实证结果也表明,有农作物损失经历、务农年限短的农民购买意愿更强烈,农险补贴政策重心应由小户生产者向大型农业经营者转移。     

在现行政府补贴政策条件下规模种粮大户的效益分析

通过对永川区种粮大户的调查,并与典型的水稻高产示范户和大面积生产上普通农户的种稻效益对比分析,结论为;在现行政府种粮扶持和补贴政策下,种粮大户种粮规模面积越大,总经营纯收益越高、为出租地农户提供的土地收益越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务工收入也越多、社会贡献也就越大;其单位面积种稻直接纯收益不如高产示范户,但比一般农户种稻收益水平高出许多.     

农业产业扶贫对家庭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基于4省农户的调研数据

基于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4省(市)贫困地区的农户调研数据,使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从土地产值、作物种植结构和土地细碎化程度3个方面分析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对家庭土地利用的影响,并采用偏差矫正匹配估计量方法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户主健康状况、家庭耕种土地面积、家中病人数量、参加合作经济组织、村庄组织外出务工、村庄组织过技术培训以及村庄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对农户选择参与农业产业扶贫有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会显著提高家庭种植结构的经济作物化程度和土地细碎化程度,但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差异,参与农业产业扶贫会显著增加贫困户土地产值,而对非贫困户土地产值的增加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