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初探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在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日趋广泛,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威胁。在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其发达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对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入侵,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并非像“魔弹”那样能够对受众一击即中,它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本文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理论的梳理,结合传播学理论和社会实际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文化出路与新儒家唐君毅

针对近世中华的文化危机，新儒家的领袖之一唐君毅营构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在他的中西文化观中涵盖着寻觅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提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等基本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根基，在这个前提下方可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实践理路，“纳方于圆”、“返本开新”。并以此为他的文化践履导向。然而他所要重创的中国文化的途径受制于“道统”、“政统’哟文化精神，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出路。     

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文化生命"内核

"文化生命"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他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并构建起自已的历史哲学原理.历史与文化的融通构成其独特的"理解模式";科学民主及制度客观化的新价值观使其历史哲学多少具有世界史的现代意义.既保持儒家的德性价值,又试图与世界史接轨,成为其历史哲学的最大特征.他极力强调作为中国文化生命特征的"综和的尽理精神"未尝不可开出西方那种"分解的尽理精神".他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深刻反省及吸取王夫之、黑格尔历史理念的独特产物,旨在建构一个摄智归仁,仁以统智,德性智性具足的体系.其所谓"客观化"的全部目的在通过历史指出一条人类之"常道".     

徐复观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并不存在什么“反现代化”的问题 ,而是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作一种深度的反省。徐复观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的成就。他认为 ,“现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在于 :只重视和发展“科学世界” ,而忽视和拒斥了“价值世界”。现代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 ,最为凸出和最为关键的 ,是“思想”的困境与危机 :“科学世界”的过分膨胀所起的整合———异化作用 ,使现代化时代成为了“不思不想的时代”。他进而对中西文化的价值作了新的衡论 ,主张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发掘出那些西方近现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 ,以改善两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现代人类走出现代性的生存困境     

朱熹格物致知论与文化结构——从物理系统看朱熹格物致知论的合理性

在中国文化史上,朱熹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化结构,具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也有宋代理学文化的典型性;而且,还与闽文化的传统结构有着血肉联系,鲜明地继承着闽文化优良的爱国传统和学术的开拓、创新精神。本文仅就其格物致知论与文化结构谈一些个人看法。     

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本质上就是“培根”“铸魂”。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更关注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他以“社会文化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套理论上自洽、现实中可行的方案。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有长短的前提下,灵根自植,自作主宰,首先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进而立足于文化的道德理性基础,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综合融通,将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相互涵摄,纳方入圆,由圆化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源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其问题意识、理论探索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独特的当代意义。     

论人文主义的成立及其内涵(上)——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的基础性理解

本文主要以现代新儒家的探讨为基点,通过人文主义在西方的限制与不足的分疏指出打开道德的主体之门为成立人文主义的唯一进路,而中国文化正可以成就这一进路,它可以使人文主义成为一个综摄的系统,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人文主义与幸福的问题,以说明人文主义应如何关照人的物质性存在。     

浅析基督教文化对冰心、林语堂创作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造成深远影。冰心构建的“爱”的哲学，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林语堂毕生追寻的“信仰之旅”，也与其有着深刻的联系。本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分析基督教文化对他们的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左玉河五四时期，张东荪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并致力于对西方新思潮的“输入”工作。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去不久，他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１９２６年，他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中公开宣布...     

地缘文化与亚洲新电影的美学取向

90年代以来,亚洲新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中日渐崛起并引起人们关注。亚洲,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属于世界地理范畴中的东方。从地理分布上看,“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以后,又把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包括非洲在内,都通称为东方,以此区别于他们的西方世界。”[1]因此,很多学者又把亚洲新电影通称为东方电影。由于东方族群长期受到西方强权政治和殖民统治的奴役,东方的文化也因此而受到“西方中心论”文化的摧残和遮蔽。亚洲新电影普遍有着表达本土文化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亚洲电影就不仅仅是一个属于地理范畴的名词,更是一…     

“以少总多” 与中西诗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

“以少总多”与中西诗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傅勇林根据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Ｍ．Ｊ．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的解释，中西比较诗学的“影响研究”“是对已经完成的文化变迁的研究”，而所谓“平行研究”则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变迁的研究”，前者可谓中西诗学的历时静...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埃兹拉·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之根源探究

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孔子、儒家思想是其翻译和创作的重要源泉,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然而,在如今后理论时代,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标签下,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的误读和挪用饱受诟病。本文旨在寻找庞德对孔子及儒家文化误读与挪用的两方阵营之外的一条客观评价之路,探究他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的根源,并通过东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来揭示庞德是抵制西方“两希”文明的哲学思潮而转向从东方尤其是孔儒经典中寻找济世良方。     

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

今年是近代学术文化巨人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梁启超生前功绩卓著,著述丰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然则,由于梁氏所处时代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新东西和旧东西有时不容易鉴别和评价.加上梁氏本人常常解剖自己,坦陈自己的弱点,“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因而人们对梁启超的评价存在分歧,有的人认为他在学术上“量过于质”.我们通过剖析他倡导“史界革命”、广泛输入西方新学理、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祸害、开创近代学术新范式,和兼擅恢宏渊博与专深研究的学术风格等项,并及他一生活动所表现的强烈爱国精神,就能对其历史地位作出明确的评价:他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出色的启蒙思想家,是杰出的爱国者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宣扬交往、包容和平等的同时,又流露出偏爱本土文化、鄙视和排斥异域文化的狭隘的地域性思想。这种地域性思想既包括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争斗,也包括西方文化对第二世界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的歧视。除了“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作祟之外,还存在着欧洲精英艺术和美国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抗。在思想传播和流动中,辩证地处理地域性与世界性两者关系,积极地与他者交往和对话是十分必要的。     

试析梁漱溟对中国传统人生态度的阐说

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在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认为人类的未来就是中国原来态度的复兴。西方人也要走到这条路上来。这种路既指孔子的人生哲学,也指一般人的人生态度。梁漱溟不但不遗余力地阐扬孔子人生哲学的精华,而且也在批评中国传统人生态度的同时挖掘其中的积极价值,以实现他所说的“中国原来态度”的复兴。他的这些思考集中在探索中国文化传统中为什么不具备民主、科学以及宗教资源等问题中展开。     

龙与God，文化误读的典例及比较分析——兼议文化交流中核心概念的翻译问题

文化误读产生于文化集体无意识偏见或有意识比附归化，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龙在中国文化里的文化表征被西方翻译成“Dragon”，是无意识偏见的结果。“God”汉译为“上帝”或“天主”，是有意识“归化”的结果。误译加深了中西文化隔膜，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四进四出始终未能扎根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误读对中国西方观以及西方中国观的嬗变有重大影响。涉及核心概念时，最好直译或音译。     

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观评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曾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着十分深刻的思考.他曾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产生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作过深入的分析,并倡导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他特别强调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和文化的世界互通性,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对待世界文化.他的东西方文化观对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他者的人类学及其本土化探讨

人类学与它诞生地的西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它所体现的是西方二元对立的宇宙精神———主体因他者的存在而得以确立 ,但它又绝非只是一种西方的学科和思想 ,因为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中也可以找到其对应物。随着文化的本土化发展 ,西方人类学者不断地对人类学学科作出反思 ,国内几代人类学者在关注与西方文化观念构成差异的非西方文化问题时 ,也对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