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佛教

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精髓。东汉佛教传入中土后 ,书法即成为申记与阐扬佛理的最合适工具。随着佛“道”的渗入 ,书“道”和佛“道”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而促进 ,不但使书法艺术得以普及和提高 ,而且加速了弘扬佛法的进程 ,使佛教在中国发展至新的境界     

佛法与名教关系的演变

<正> 佛教能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能成为中国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的。而佛法与名教关系的妥善处理,则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史,集中体现了这一外来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曲折前进的历程。它在两者如何结合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经验。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正确借鉴与吸取其他外来思想、文化、科学和技术,将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一在我国历史上,维护等级制与宗法制的忠、孝等道德观念,在殷周奴隶社会即已产生。到了春秋时期,已开始系统化。但是,在当时诸侯割据的历史条件下,忠君孝亲还没有形成片面的义务,直到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即将出现,地主阶级思想家才开始强调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服从的必要性。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     

从梁武帝的《孝思赋》看中国佛教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收录在《广弘明集》中梁武帝所作的《孝思赋》,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加以收录。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家传统的融合,实现佛教伦理的本色化。在梁代,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而梁武帝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更是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的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作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传统“承负说”相比,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以其独特的内涵和理论特征,弥补了传统报应现理论上的局限,开启了中土劝善化俗的新思路,成为中土教化民众的主要宗教伦理工具,其扶世助化之功实不可没。     

中古时期“佛谶”的产生嬗变及对中土文化的影响

佛教进入中国初期,佛讖的演变经历过两个阶段。早期佛教经义中佛菩萨预言类型翻译为佛之谶言,是佛讖最本初的形态。后佛教弘传至中国,大量西域胡僧善纬作谶的风尚流行开来,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大量传播,在翻译文本和意识形态上不可避免受两汉时期的谶纬思维影响,汉地僧人参与佛教谶言的制造与大量疑伪经的出现,导致另一种形态佛谶的出现,其具有中土传统文化特色,以导俗而求真,意在使佛教更好地融入中土文化。佛讖在传播形式上更加本土化,在内容上更多方面表现出对社会民生个人命运的关怀。佛讖的演变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与主流文化适应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佛教伦理道德与中国社会——以孝道为例看佛教观念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强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碰撞和融合,特别是佛教孝亲观与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经过相互补充和融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观的约束力,从而使佛教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社会功能.     

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试论王梵志诗中的孝道观

王梵志是唐代一位极其特殊人物,其诗在佛教弟子和广大底层人民中间流行其广,但在史书、全唐诗中不见其人。"提倡孝"是王梵志诗重要的内容,故从细读文本出发来探索王梵志诗中体现的特殊的孝道观:从现实出发,用佛教理论阐述"孝"的本质;依照儒家思想规定孝行的具体内容。这体现了唐代儒佛孝道观结合的进程和唐代的社会现实,极具价值和意义。     

从“天理”到“人欲”,从“理学”到“实学”——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五)

一、"万物一体"之"仁"与名教纲常的矛盾两汉以后,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先后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现了中华儿女蒙眬觉醒的精神面貌,对儒家特别是对董仲舒所改头换面的儒家思想传统——一种湮没自我于纲常名教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儒家传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依旧有的方式传承,于是改弦易辙,吸取佛     

东晋沙门礼敬王者论争新探

随着东晋时期佛教融入中国社会，沙门礼敬王者论争先后两次爆发。按照原有理解，论争被视作中国儒家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一次交锋。但如果重新审视两次论争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在玄风大畅的文化背景下，第一次论争的庾冰与何充等人共享了“自然——名教”的话语结构。这种话语结构以“礼敬”为中介，进入国家治理层面。双方的矛盾仅是治理手段的不同。其次，延续这种话语结构，第二次论争的桓玄与王谧等人在君王神圣性与敬的表达方式两个问题上形成了玄学化的共识。论争在玄佛合流的语境下进行。最后，慧远为了与奉佛士大夫群体对话，以玄学作为主要话语，将佛教报应说与之统一，并最终落脚在中国传统的形神观。这也是佛教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文化的缩影。     

中国佛教在北美道场的建立及其影响研究

中国佛教在北美部分道场的建立过程及其影响：美国西海岸最早佛庙的建立、檀香山“观音庙”与“虚云禅寺”的建立、纽约法王寺与慈航精舍等道场的建立、旧金山金山圣寺与万佛圣城等佛庙的建立,揭示了中国佛教寺庙从最初在孤独无援的异国他乡,作为乡人集会、互助、祈福的场所,到中国移民主动邀请中国法师去美国教授佛法以自利,再到中国法师和信众竭尽全力弘扬佛法,不仅利益本国移民,还想方设法服务当地政府和本土民众以及他国移民,用实际行动使佛教自利利他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利于世界对中国佛教及中国佛教文化的了解与接受。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感应征验母题——以《观世音经》的盛行为考察中心

将一些神奇事件的发生归因于佛与众生的心有灵犀,这是佛教感应观的重要内容。这一观点与中土早已有之的感应学说相契合,在佛教大盛的六朝对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表现就是六朝小说中产生了感应征验母题,这一母题一般由民众陷入困厄,归心释氏乞求保佑解救,菩萨显灵使其脱离困厄三个环节构成,对后来的感应小说创作影响重大。     

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

佛教教育自西汉末始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发展，隋唐时走向成熟，历经宋元明清的时盛时衰，终于形成颇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教育思想体系。佛教教育的宗旨是由部分人能成佛发展到“人人能成佛”，为佛教教育思想广渗民心，开辟了广阔之路。佛教教育的内容是以宣讲佛教教义为主，借以向僧徒、民众进行佛教人生观、道德观、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其内容呈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反映出佛教教育自我修改、完善，逐步走向中国化的历程。佛教教育的修行原则及方法的演变，则体现佛教教育自我发展的需求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曹植私制鱼山梵呗如何成为中国佛乐的标本

正如仓颉被认定为汉字的创造者,曹植因其帝王世胄和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和佛道修为,被佛教史家推定为中土佛教音声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坚持相信,鱼山梵呗之所以被立为标本,是因为曹植"拟其声而制梵呗",而且"冥合西域三契七声"。这种因感佛助而极具创造性的拟仿而不是照抄,既能很好地契合中土语文与音声的特点,便于中土广大佛教徒学唱;又能遵循佛教音声以"本行之音"传达"无相之旨"的"声文两得"原则。     

佛教的中国化与僧肇的哲学思想

(一) 佛教传入我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佛教初传到两晋时期,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佛教主要是依附于传统思想而在中土扎下根,在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得到发展。僧肇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阶段的终结。第二个阶段,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这是中国佛教走向独立发展与鼎盛的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阶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的三大方向——以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佛陀本怀》为依据

鉴于中国现代人间佛教历经百年发展,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共识,作者认为对现代人间佛教理论丶实践的根本精神予以反思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根据星云大师最新著作《人间佛教佛陀本怀》的有关理念,在百年中国佛教文化的广阔视角中展开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佛法化丶中国化丶全球化三大方向,代表了现代人间佛教发展方向问题重要和基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