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香港本土诗人

本土诗人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而是指生于斯长于斯,或不是出生于香港但在香港成长的诗人."本土"的唯一标准也不一定是指出生地或成长地,有时更多是指作家具有鲜明的本土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章把戴天这样一位并非土生土长,但很快融入本土文坛,与"南来诗人"大相径庭的诗人放在这里论述.     

咏青诗词中的乡土情结探微

青海本土诗人创作的咏青诗词,比较注重境界的追求,语言的锤炼,强调诗词格律的工整,表现了青海乡土诗词的高原特色。咏青诗词的明朗、乐观及其怀乡情绪和优美的旋律,反映了青海一代本土诗人曲折的生活道路和青海高原独有的风土人情,呈现了青海本土诗人思想感情、文化审美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整合意象。     

论1980年代的香港新诗

作为华文诗歌之一种的香港新诗从1950年代的滥情、呐喊,到1960年代迈向内心探索,1970年代本土意识确立,再到1980年代本土诗意识进一步深化和高扬,后现代诗主义诗作开始出现,香港成了两岸甚至中西诗脉贯通的桥梁,以及"九七诗"体现的彷徨怀疑情绪,有更多的作者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抒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的变化作见证,说明香港新诗道路越走越宽广,香港诗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往更为重大.     

香港中生代本土诗人的创作

香港中生代本土诗人以纪年为界限.他们不同于台湾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坚代,而是出生于40年代.他们全面接受过现代主义的洗礼,主要有温健骝、古苍梧、羁魂、黄国彬、也斯等人,文章对他们的创作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香港诗人文化身份的认同定位——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通过对五六十年代“难民文学”和现代主义的深刻反省,既不囿于新月式的浪漫抒情,也不盲从西方现代派,以香港作为立足点,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诗风从晦涩走向明朗,存在主义色彩弱化,具有本土意识的诗刊及其诗作得到蓬勃发展,香港诗人的文化身份由此从暧昧走向认同地位。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香港新诗踏上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论刘克庄诗人主体论的道德化倾向及其他

刘克庄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评判诗人诗作的首要标准，关注诗人的品性气节和道德修养，强调忠爱仁义、孝敬谦慎等品性对于诗人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他的诗人主体论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这一标准的形成虽然有着时代政治文化的根源，但显然并非合适的文学批评标准。另外，刘克庄还把气魄力量、书本学问和静定心态也看作是诗人必备的素质条件，追求雄大、广博和平和的良好状态，虽自有其道理，但也各有其不足之处。     

香港督导者与本土督导者的实践对比

经对香港督导者与本土督导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在督导策略上,香港督导者以启发式策略为主,而本土督导者以问题解决式策略为主;在督导功能上,香港督导者以发挥教育功能为主,本土督导者以实现行政功能为主;在督导关系上,香港督导者与社工间倾向"亦师亦友",本土督导者与社工倾向"朋辈或上下级关系"。另外,香港督导者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优于本土督导者,本土督导者对内地的体制、文化更加熟悉。     

香港新一代南迁作家创作论

70年代前后移居香港的新一代南迁作家,其生活经历、文化教养、创作历史大致相同。其创作无论在选材、创作倾向上与本土作家截然有别。但随着居港岁月的增长,他们的“大陆客”气味逐渐消失、“大陆意识”逐渐淡薄,香港色彩和“香港意识”则日渐显现。体现在作品上是时代背景被淡化,兴奋中心转向婚恋题材,作品被注入通俗性审美特征,因而与新一代本土作家接近起来。但两者仍有分别,预计很难合流,这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等不同决定的。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诗歌理论中的民生关怀及其缺陷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诗人，其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亦有前人曾以“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来评价其创作当中重写实、尚通俗的创作倾向。如果说阅读白居易的诗歌，我们可以从诗人平凡的言语中体味诗人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度关切，那么品味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则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份关切背后所蕴涵的内容正是诗人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徘徊与眺望--50至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新诗发展状况及诗人转型择要

从现代性新诗的历史性情境入手,分析新诗创作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极为相似的社会心理背景。现代主义成为新诗写作的时髦样式,在与本土诗人群及其创作观发生分歧的同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还从地缘角度,即岛国混杂性文化的角度揭示台湾新诗创作显示出的本土方面的现代性,进而探讨目前诗学研究存在的理论空隙。肯定台湾现代主义新诗有其独到敏锐眼光的同时,借助张默的理论揭示其中存在的疏漏之处。结合台湾本土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个案说明现代新诗对台湾诗人的冲击。最后,提出小说和诗共同开发认识世界的观点。     

近代港澳与海外潮人对潮汕教育事业的贡献

近代港澳与海外潮人对潮汕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他们在家乡兴学育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近代潮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奠定了潮汕教育事业的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港澳和海外潮人对潮汕教育事业的贡献及其历史源流进行较全面的探讨，为加快新时期潮汕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

在内地与香港语言对比研究中,"港式中文"受关注的程度很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是,一些人对港式中文的基础问题认识还不够清晰,甚至是比较模糊。港式中文的"底本"是早期现代汉语,即上世纪前半叶的"国语",二者无论在词汇还是语法上都有相当高的相似性。明确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这种关系,既有助于汉语/华语历史的研究,又有助于纠正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既可以由港式中文反观早期现代汉语,还可以推而广之,用之于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的研究。     

香港推理小说的推理方式——论倪匡、陈娟的推理小说

在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回溯推理中,香港推理小说家侧重于完全归纳推理、直接推理和三段论,以及简单式回溯推理。文章以倪匡、陈娟的推理小说为例,解读香港推理小说推理方式的特点。     

陈果电影艺术特色初探

在香港商业电影的主流之外,陈果执著地关注着社会下层,其影片呈现出独特的写实风格。文章以陈果自编自导的6部非主流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陈果电影关注下层社会的独特视角、不刻意编织故事的构架方式及直面现实的写实态度来分析其艺术特色。     

跨越1949:在“常识”中展开的香港体验和想象

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坛坚持了文学的常识性立场,以文学常识的力量保存、发展了文学自身,由此与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分手,进入香港体验和想象中的本地化进程。而推动本地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战后香港家园意识的生长。香港的战后,是现实文化因素、形态最庞杂多样的时期,它全面接纳了中国内地三、四十年代的各种文学传统,左、右翼的政治寓言在香港同时可以表达,而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互补的香港本土传统更有效消解了冷战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宰制。香港文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环境跨越了1949。作家的香港体验前所未有地丰富,无论是从新文学起步,还是直接切入市井商业性,最终都开拓出"港式"文学来。1949年前后的香港,既逐步取代了上海,扮演了当时中文文学中唯一的商业都市角色,又联系了东南亚等海外,延续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薪火,由此展开的香港想象空间不断得以拓展。     

香港与内地新词语的差异和互动研究

文章从六个方面对香港词语在内地传播情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香港和内地词语三方面差异：义同形异、形同义异和语素颠倒;探讨了香港与内地词语融合的几种形式。香港与内地新词语的差异和互动研究有利于香港和内地的语言文化交流,也可为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提供参考。     

香港回归祖国10年来对两地的影响分析

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多种因素背景下,香港对内地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上的优势部门,如文化产业、经贸投资的比例等在内地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或止步不前,同时内地开始主动接触和学习香港在城市管理、公共政策等深层次方面的经验。     

民国时期的渝港华资联号企业

重庆与香港华资联号企业缘起于抗战时期,以川籍商人往香港拓展者居多。联号经营跨不同性质区域,呈内外双向发展,反映了西南内陆与香港及海外市场的紧密联系,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化与本土化：好莱坞与香港电影的双向互动——兼论香港电影复兴之路

好莱坞主要以制片体制、建立企业文化、垂直整合等现代化因素影响了香港电影；而香港电影则以重娱乐、重类型、叙事极致化以及中国武侠精神等本土特色影响了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只有立足本土化，继续借鉴好莱坞的全球化和现代代策略，才能走向复兴。     

港澳回归与双语问题

广东和港澳都是双语社会。广东的“双语”指的是粤、闽、客方言与普通话，但方言的势力范围大大超过普通话，香港的“双语”指的则是汉语粤方言和英语。随着港澳回归，不仅粤、港、澳将迅速扩大交往，而且与内陆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将大大加强。这样一来，在广东和港澳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就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实际问题。本文通过对港澳学生普通话能力的调查和分析，提出了在“九七”即将来临之际，要因势利导，加强双语教育的设想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