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小说叙事场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

由于基督教文化传入并与中国文化发生整合,加之中国小说自身变革的内在需求以及基督教文化在教育、科学、文学等各领域的渗透和梁启超、陈独秀、周作人等文化精英们的引导,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小说的又一叙事场,并为其增加了教会空间。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小说的叙事场发生了现代转型。也正是这种转型,构成了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语境,使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出现了新的面貌,使中国小说的情节构成出现了新的走向。这些变化为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

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受到《圣经》文本的濡染,构成了小说创作的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叙事模式。他们在创作中,努力摆脱中国古典小说的伦理教诲传统模式,注重人的外部世界的观照与英雄叙事的传统模式;将对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置予重要的位置,注重于人的内在心灵的袒露与展示、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与描写,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叙事:在模式与效果之间--论《老残游记》的叙事艺术

现代叙事学理论引入小说研究 ,使小说叙事模式的探讨成为热点。限知叙事模式就是其中的一种。区分出一部小说采用某种叙事模式 ,固然也可以反映其艺术成就的高下 ,或彰显它对某些艺术特性的有效把握 ,但并不必然说明它的艺术效果及其感染力。《老残游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近代中国小说中 ,它是较早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模式的小说。在域外小说以及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双重影响下 ,它对这一叙事模式进行了自觉的运用和改造。它的成败得失 ,一方面显示了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优势所在 ,同时也提示我们 ,叙事在模式与效果之间的定位应有一个明确的依归 ,即 :任何的叙事模式都要服从于一定的艺术效果     

萧乾小说的诗性与基督教文化

萧乾小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萧乾小说独特的人性视角和善恶并存的生命意识,给小说带来了既忧郁又悲壮的诗化情调.萧乾小说在反基督教的表层叙事结构下隐含着从伦理价值建构方面向基督教文化寻求文化资源的价值取向.基督教文化和<圣经>文学,带给萧乾小说抒情方式间接性、暗示性的形式美感.     

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及其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重塑

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对传统家族叙事的革新性,并从内容到形式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创作。从母题形态、时间观念、空间布局、叙事方式等方面探讨中国作家对福克纳的接受、过滤和重塑,考察中国儒教文化家族叙事和美国基督教文化家族叙事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内在差异,剖析各自的精神价值诉求和文化传统底蕴。     

北村的宗教叙事伦理

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氛围里面,北村试图建立一种神性的纬度,他的出现无疑丰富了中国文坛的内容的表现手法和形式,也在另一方面提供了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对话空间的可能性.本文立足于文本分析,采用叙事伦理角度并根据基督教文化中的沉沦与拯救模式来理解北村这一独特神性抒写.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的区别

通过运用现代叙事学有关叙事视角的理论,把叙事视角和人称有机结合,对中国传统小说及郁达夫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而郁达夫的小说则主要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郁达夫在其小说中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悖论——基督教叙事视野中的《简&#183;爱》

《简·爱》的爱情主题和女权思想均与小说的基督教叙事密切相连。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别考量作家童年生活的宗教氛围、小说文本的基督教叙事传统和对这种传统的创造性叛逆,来论证小说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复杂宗教叙事体系,进而反映作家在基督教思想方面的矛盾性,并深刻理解小说文本的“宗教人文主义”情怀。     

文化与文学：中西叙事思想比较研究管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叙事思想是中西文化在叙事领域的反映,要了解中西叙事思想,需先了解中西文化。中西文化的起源不同,个体观与集体观也不一致。从特点看,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综合型、感悟型的,西方文化则是科学型、分析型、理智型的。把握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利于增进对中西叙事思想的理解。中国小说喜欢善恶叙事、较少形而上的思考,西方小说重视挖掘社会、人性方面的问题,形而上的色彩较浓;西方悲剧侧重严肃、崇高,中国悲剧讲究伦理、悲伤;西方悲剧重视体裁的纯正,中国悲剧的文体意识较弱;等等。这些中西叙事观念的差异,都需要从文化入手,才能有比较透彻的把握。     

基督教的罪观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至深。除了作品中的《圣经》意象、叙事等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灵影响及由之带来的作品内涵的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话剧、小说等文类的发生与成熟,与此有关。对“罪”的省察与叙述,决定着中国文学的深刻与丰富。     

论1927－1937年现代小说的性别意识及话语方式

192 7年到 193 7年的十年 ,是国人的生活态度、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都发生剧变的特殊时期 ,文学 ,特别是小说以错综的叙事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性别意识和话语方式。立足于此期现代小说文本 ,以叙事学和文化批评所提供的话语研究方法论述这一时期现代小说呈现出的意识形态与性别意识 ,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之间的错综关系。可以揭示出这一时期小说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叙事方式与修辞策略的演变情况。     

诗歌典故与唐代小说的流传传播

唐代文言小说的流传传播手段比较单一,因此,唐人常常借助诗歌进行小说的流传传播,将小说故事用作诗歌典故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一方面,它既向广大诗歌读者传达了小说的中心信息,同时又巧妙地打破了中国古代正统文人对小说的所谓的"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扬雄所不观","宣尼所不语"的接受壁垒,标志着唐代诗人对小说文体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小说地位,加速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和小说文体的独立,促使小说由士大夫文人阶层走向广大平民百姓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另一方面,它也能丰富诗歌内容,增添诗歌情趣,活跃诗歌语言。     

观念的演进与叙事的转变--以《碎簪记》和《是爱情还是苦痛》为例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两次启蒙运动,在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上,第一代启蒙思想家表现出了犹豫,而第二代启蒙思想家则坚决地与过去一切划清界限.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伴随着这种启蒙观念的演进,带来的是叙事上的变化、文体上的革新.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初具雏形.     

民族志视野下的乡土叙事——阿来小说的文化解读

人类文化具有不同的模式并演化成对自身社会有价值的风俗、礼仪、生产、生活方式。各种文化模式是不相同的,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社会价值观。阿来藏地系列小说处处彰显出藏族文化奇观。他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阿来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描述,藏族文化与文明的"深描"以及边地藏民宗教意识的阐释,使其小说具有一种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成为现代中国人继承传统文化、走出现代困境的重要途径。     

北村:价值向度重构的尴尬

中国在历史上是个缺少宗教情感的国家,文化结构中缺乏彼岸世界的纬度,现代启蒙并未弥补这一缺失,在当代这个问题也被搁置.而北村皈依基督后的作品具有浓重的宗教特色,作品传递的此岸-彼岸二元对立理念恰好为中国文学提供结构性文化资源.同时,与中国既有文学相比,北村的小说存在异质性因素,它对人性和现世的关注亦有欠缺.北村作品尴尬的处境即由这两方面的局限所致.     

明清儒学的发展与其时小说思潮嬗变

传统儒学在明清时期的变革与进展,亦即理学的发展与演变,对其时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或大或小或浅或深的影响,尤以对小说的影响为突出和显著。它显著地体现在理学与小说思潮的关系上,这就是理学复辟与小说尚理思潮、阳明心学与小说浪漫化思潮、泰州学派与小说世俗化倾向;乾嘉学风与小说炫耀才学风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两个系统,明清儒学与明清小说的这种特定联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理论蕴涵,也是传统儒学统治中国古代文化的有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