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即位与改元时之年龄考辨

周立国不久,武王死,成王即位,战国秦汉间的载籍谓这时成王年龄幼小,且其说不一。本文拟对这些说法及其实际年龄作一考察,并涉及与之相关的古礼问题。 一、战国秦汉时人的说法与后人的认识 关于成王即位时的年龄,战国秦汉间说法很多。因时代相同,则说法相近。 战国时人认为武王死,成王尚幼。《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逸周书·明堂位》谓武王死,“成王嗣,幼弱”;《礼记·明堂位》亦同。     

昭王在位年数考

昭王在位年数考张闻玉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西周初期各王在位年数：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穆王五十五年，均于史籍彝铭有征。《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也于史有据。唯昭王在位年数，多有异说。今愿献一得之愚，就昭王...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周公摄政称王质疑

《史记·封禅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周初定天下,武王即崩.关于周初这段历史,先秦典籍所载均无异辞,并谓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旦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君治天下.史家遂称此为“周公摄政”或“践阼称王”;历代学者也大都以为,确有周公摄位七年而致政成王之事.笔者在治古文字学的同时,颇留心于西周史绩.近年,研读《尚书》中《周书》诸篇,殊觉“周公摄政称王”之说,多有可疑之处.兹捃摭管见乃成斯篇以辨之,尚希士林学者幸以教之,匡其不逮.     

周公事迹新说

终先秦史两千年,周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虽然人们常将其与文王、武王并论,但事实上,周公的历史地位远在文王、武王之上。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著名史家夏曾佑更说得具体:“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周公的历史地位如此显赫,倒不是因为他“制礼作乐”,为中国礼乐艾化先,而是人们认为他在政治上辅佐成王,尽君臣之义,为后世君臣名分立下了一座丰碑。《苟子·儒效》载: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读《尚书·无逸》

《尚书·无逸》是一篇反映西周初年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字,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说,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鲁周公世家》中还明确地指出了《无逸》的主题思想;“为人父母,为业至久长,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无逸》篇中,周公反复告诫成王说,治政之道     

甘肃境内秦直道管见

一、问题的提出 史籍对秦直道的文字记载不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有两条:“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史记·蒙恬列传》记有两条:“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武王何时举行祭祀--就周原卜辞与武王灭商关系与陈全方先生商榷

本文根据古典文献考证了《尚书·武成篇》关于武王伐商的记载与周原甲骨文Hll:l内容的关系。指出,此卜辞所记“癸巳”日之祭祀情况,应当是记载武王伐商起兵当天举行祭祀的情况。     

(成阝)国历史初探

<正>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在我们国土上,曾存在过一个名为(成阝)的小国。关于(成阝)国的来历,《左传》僖公十四年载:“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邦、郇、文之昭也”。杜预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也”。《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     

经学与汉代的救灾活动

<正> 儒家经学内容丰富,思想庞杂,其中不少地方涉及救灾之事。如《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周礼·天官·大司徒》:“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秋官·小行人》:“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周委之。”《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 “五谷不升为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论《大武》乐章

《诗经·周颂》中可考知作于周初(武王、成王时期)的诗篇,共包括被称为《大武》和《三象》的两组诗。关于《三象》,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本文讨论有关《大武》的一系列问题。《大武》在近代学术史上一般被称为《大武》乐章。在历史上,有时也单被称为《武》。这显然是取自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的篇名。关于《大武》的创作情况,先秦文献中有较丰富的记述。     

如何理解“分殷之器物”?

编辑同志: 贵刊1986年第五期刊金德建同志的《论司马迁所见(尚书)中有〈分殷之器物〉》一文,读了之后,觉得大有商榷余地。提两点意见如下:1、《史记·周本纪》:“武王既胜殷,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器物”二字即上文的“宗彝”,《书     

论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汤伐桀中的作用

商初的伊尹,在先秦古籍和甲骨卜辞中均有显赫的地位。《尚书·君》云: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古本《竹书纪年》云:仲壬“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尚书序》又说:沃丁“既葬伊尹于毫”等等,大概都是可靠的。在甲骨卜辞中称伊尹为“伊”(《京》3892)、“伊示”(《续存》下766)或“伊,(《粹》828),伊是其私名,尹是其官名,所以卜辞中又有所谓“多尹”。卜辞中又称伊尹为“黄尹”(《前》1·51·5)、“黄”(《乙》3037),亦即《诗     

首阳山考

《论语·季氏》说:“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这个“首阳”在哪里?孔子没有说。 《史记·伯夷列传》记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一事甚详:“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也;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但首阳山在何处?太史公也没有说。后人对此颇多分歧。     

“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的史事。《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又作"耆"等,地望当在上党,即今山西长治西南,子姓,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王朝后来又分封了一个黎国,地望在山西黎城东北,姬姓,系毕公之后。"西伯戡黎"自宋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主要有"文王戡黎说"、"武王戡黎说"、"各戡耆、黎说"、"两个黎(耆)国说"、"阙疑说"诸说。本文认为,《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所载武王征伐的"耆","武王戡黎说"得之。鉴于上博简《容成氏》相关字的误读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性,"各戡耆、黎说"或者"两个黎(耆)国说"目前而言难以成立。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三)

《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李贤注曰:“谢躬为尚书仆射。”余按:正文及注皆误,谢躬为“尚书令”,非为“尚书仆射”。《后汉书·马武传》:“更始立……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后汉书·吴汉传》:“初,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后汉书·庞萌传》:“更始立,以为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共破王郎。”又《后汉书·岑彭传》注引《续汉书》、《后汉纪·光武皇帝纪》皆云谢躬为“尚书令”。而据《后汉书·鲍永传》、《初学记》卷一一引《东观汉记》鲍永是为“尚书仆射”。《后汉书·…     

试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续)

武王克商前,周人尚停留在原始公社制的末期,他们为了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为形势所迫,匆促地建立起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习惯和思想,特别是父家长制的某些传统,便被保留下来。如《诗·公刘》“彻田为粮”,这是部落首领向各父家长家庭征收实物作为公共支出的费用;《孟子·梁惠王》说:“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这种“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恩格斯语。见《起源》第八章),其中就具有某些近似封建的东西,或者叫它作封建因素。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转引自《起源》第二章)。西周时期,父权制大家庭无疑是存在的。《诗·大田》篇记载的“大田”耕作与“曾孙”督耕,说明大家庭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