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乡村构建中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探微

构建和谐乡村是我国现代乡村治理发展的要求,是后农业时代乡村治理的追求目标。构建需要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谐需要有序体现,有序政治参与是和谐的要求,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构建和谐乡村的过程是乡村治理组织不断为农民提供良好服务、农民反作用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农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进而形成全体农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平和局面,减少农村社会矛盾,减少冲突,促进和谐乡村的建设,和谐乡村治理则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权益表达及保障。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辨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获得认同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消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远景。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市场经济与主体个体化

人类社会运动的物质承担者是人这个主体。但在不同的经济形式下，主体也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在自然经济、甚至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主体基本上是以群体的特征出现的，市场经济则使主体以个体的特征出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主体个体化的进程。一、市场经济是主体个体化确立的经济条件所谓主体个体化，就是从群体中分化出来的、现实存在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生成过程。个体化了的主体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个体必须摆脱对群体的人身依赖关系，置于真正普遍的、全面的社会联系之中，能意识到自身的…     

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实证分析——基于粤湘川陕辽72个村庄的调查考察

实证调查启示,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复合型特征.这种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后农业税时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嬗变.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复合型特征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也并不必然地破坏社会稳定;相反,对社会秩序还起着一定的建构作用.因此,理性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趋势,加强农民政治认同的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     

论社会困境的治理模式——兼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公共物品的限度

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这种矛盾就被称作社会困境。治理社会困境,就是用规范的制度、控制体制和组织模式,促进群体内合作及抑制个体间的竞争。在合作治理公共物品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地方政府并非是最好的治理公共物品的方式。因此,可以考虑选择与其他治理方式相结合,寻找更好的治理路径。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乡政改革四论——以湖北为视角

对比湖北乡改的预设目标,县政成为乡政改革成功的关节点,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和构建基层服务型政府,都有赖于县政的转型.乡改所导致的某种程度的"虚乡"和"实县",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连续性的体现,也暗合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当然轨迹,即国家权力下沉乡村和乡村自组织生长双向趋势.对乡政改革的疑问,实质是对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疑虑,而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单一的乡政改革,不与县政转型互动难以成功,必须建立面向乡村社会的职能异构的县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