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东方文化派"学者唐大圆思想述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方文化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一支出现于历史舞台,它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中体西用"说变换形态后的新一轮延续.湖湘学者唐大圆在1926年后组建"东方文化集思社",主编《东方文化》杂志,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在南京、武汉与家乡武冈勠力推行"东方文化".唐大圆曾先后追随印光、太虚,主编《海潮音》,学界常把他定位在近代佛教学者,但唐氏的立足点与思想核心在于儒家的纲常名教,其对唯识学的理解也流入《起信论》与庄学模式,由此构成了唐大圆"东方文化"的特征表现,可谓以儒家为本位的"东方文化"思想."东方文化派"是一个成员间非常松散,彼此认同度不高的文化思潮称谓.唐大圆作为成员之一,对其思想的回顾,或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彼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组成.     

论“东方文化派”

所谓“东方文化派”,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新旧调和和中西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其后继者钱智修;有访欧回国不久即发表《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有第一次对中西印三方文化及其哲学进行系统比较的梁漱溟;有自称是“一东方文化之信徒”的陈嘉异;有标榜“倡明旧学,融化新知”的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征等人;有因其《人生观》的讲演挑起了1923年“科玄之争”的张君励;有主张“以农立国”的《甲寅周刊》主编、主撰章士钊。     

学衡派论诸子学

五四后的诸子学研究所以常起纷争,说到底,其核心还是涉及到一个怎样评价孔子的问题.这里存在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向一个是以学衡派等为代表始终反对一味诋毁谩骂孔子的一些学者,他们极力主张恢复孔子应有的历史地位,给他一个科学的评价.一个是以胡适为代表当年激烈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一批学者,开始摆脱狂热,从历史的意义上研究孔子,强调诸子学平等.二者相辅相成,加速了传统经学的终结和现代学术的发展.这又是一个从心理到学术都需要调适的过渡时期,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冲突,甚至不乏情感的偏向,都应视为正常的现象.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

五四时期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批判,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中可以见识陈独秀等人的现代意识和革新传统文化的勇气,但也暴露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例如,对孔子文化传统采取革命手段,不符合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较少将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经济变革联系起来思考,缺乏从经济基础去思考文化问题;政治式的大批判有余,学理式的研究不足.回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群体,还不大懂得文化的变革是渐进的、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故而,五四时期急风暴雨式的反孔,只是让圣人走下了神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孔子问题.陈独秀一代似乎忘却了圣人不怕"革命".     

从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重估杜亚泉思想之转折

杜亚泉思想的特殊性,除了他较早提出东西文化二元论及其调和论主张外,则是他早年作为科学启蒙者的角色,对西方文化所持有的极大热情。从表面上看,杜亚泉有一个从科学救国到精神救国、从推崇西方科学到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实际而言,在这两个阶段,杜亚泉在物质与精神、科学与政治、体与用、政与教(艺)之间虽然有所侧重,但整体上仍然主张一种有机的互动。完整地勾勒杜亚泉由推崇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历程,并侧重考察他在这一转变前后思想的微妙变化,对于探讨此后循东方文化派路径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新儒家"与由"五四"激进浪潮引发的"革命"走向之间的内在勾连,具有管中窥豹的意义。     

解读新青年派与张厚载戏剧论争的错位性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立志于将人们从传统落后思想解放出来的文化运动中,戏剧以其广泛的民众基础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新旧戏剧论争以《新青年》为主要论争平台展开思想交锋,响应着主流思潮。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派”带着对五四新文化思想的认可,站在戏剧与社会变革关系的角度上介入论争,而张厚载带着对戏曲表演的理论总结来强调遵循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进行改良。在话剧借着时代的思想发展需要和以批驳戏曲为手段实现了迅速发展的同时,透过戏剧论争的表面进行解读和审视,可以发现这是一场未能充分展开的论争。     

论五四时期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

五四时期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特点及其实现途径的设想.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他当时采取联俄联共的进步行动,有助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还推动了孙中山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论革命文学转型背景下的左翼启蒙派

左翼启蒙派是指在五四启蒙思潮与鲁迅精神与创作影响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仍然坚守五四启蒙话语,重视文学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功能,显示出与左翼功利派文艺观念迥然不同的理论品格与创作倾向。这一派系在左联后期开始萌生,分别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形成气象,但随后在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全面转型的过程中遭到"规训与惩罚"而逐渐瓦解。     

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论纲——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为中心

社会文化不是一般泛泛的概念,而是一个特定的学术概念.五四时期是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发生变化的具体内容丰富多彩.本文截取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方面的几个重点问题作为阐述的对象,以反衬五四时期社会文化演变的缘由、特质、意义和一般规律.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梁启超的民族文化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国粹派以西学附会国学的做法;认同儒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反对将儒家文化定为国教,将孔子设为教主。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弘扬儒家文化的同时,要包容其他文化。     

“同情地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与走向。这一历史事件必有它出现的理由 ,也有它不能否认的不足。本文以一种“同情地了解”的方式、态度从主客观两方面揭示其产生的缘由 ,同时指出了其大致三个方面的弊端     

入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

中国加入WTO顺应了世界文明的潮流 ,WTO原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是当今时代的深刻主题之一 ,其结果必将促使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跃迁和升华。这次文化转型是 2 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延续 ,是“民主科学”启蒙口号的法制化的具体实践行动 ,它将是比“五四”更深刻、更切实、更有效的文化现代化转型运动。在全球化的文化流动中 ,中国的有识之士当在“对内促转型、对外促互动”中有所作为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近代妇女解放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以来的女权话题能够进入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视域,缘自以下两种态度的契合:一是新文化人在重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目的上的契合;一是新文化人在"再造文明"的价值选择和努力方向上的契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权思想的贡献和规约:一方面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借鉴;一方面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态度。     

五四时期社团的整体特征－－从与戊戌学会之比较谈起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景观－社团林立，异彩纷呈。种历史景观决不是偶发的现象，而是中国人积郁已久的思想在社会转型时期迸发的结果，也是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动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生动体现。这种现象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继戊戌学会高潮之后的又一次社团活动的高峰。然而，由于时代和思想文化氛围的不同，使五四社团在其思想宗旨、成员成分、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显示出与戊戌学会之不同，表现出自己独有的风貌和特征。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五四报刊文化批评的隐晦结构及其流弊——以陈独秀和《新青年》为主线

五四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化高压下,回避政治批评,然后在文化批评领域阐发文化救国的理想化设想,他们当时的议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一个外显内隐的张力结构,充满了斗争精神,但是也为一般民众的阅读制造了较大障碍,以至于当时的批儒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大陆被大规模误读。本文旨在重返五四文化批评现场,澄清事实真相,为今天的社会发展理清文化思路。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

文化激进主义是近代以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最主要的动力 ,并在五四时期达到一个巅峰。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权威的大胆挑战 ,表征着一种时代精神。其形成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叛逆品格的继承 ;另一方面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亡国灭种的现实日益积聚起来的焦虑情绪的必然行为结果。同时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对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的吸纳 ,也成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晚明"狂禅"考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综合考察,狂禅使用最多的是用来指称晚明思想界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潮流,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是以禅证儒,以儒入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