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老村个案工作的行动研究

精准扶贫是现阶段突破贫困陷阱和扶贫陷阱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贫困人口的脱贫困境：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地位被忽视；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意识严重不足；扶贫利益相关方缺乏对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且忽视对贫困社区内生力量的培育。本文以秦巴山区贫困村个案工作的行动研究为切口，通过对贫困户增能赋权的干预，从扶持受困个体、培育自组织和优化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入手，实证分析了社会工作精准帮助贫困个体及其家庭稳定地脱离贫困困境的途径与效应，并建议在制度建设、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快政府购买专业性社会组织提供精准扶贫服务的进程。     

基层扶贫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以遂溪县扶贫干部为分析样本

基层精准扶贫的成效直接决定了我国能否如期全面地实现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支专业化的扶贫人才队伍,是壮大扶贫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随着"因村派人精准"思想的提出,基层扶贫干部的选派逐渐趋于合理。但通过在基层的调研中发现,某县扶贫队伍建设中仍存在着无效会议、文件材料过多等形式主义,行业部门扶贫干部效率低等现象。当前的基层政府必须重视扶贫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升扶贫干部的政治素养,扶贫材料的精准化,行业部门间沟通机制的精准化。以此打造一支专业化、精准化的强大扶贫队伍,为全国的精准扶贫工作注入不竭的动力,助力国家顺利实现精准脱贫目标。     

精准互嵌型政企扶贫合作模式之构建

在精准脱贫中,政府与企业的有效扶贫合作十分重要。政府与企业在合作促进精准脱贫的过程中,因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的政企扶贫合作模式存在表层化及目标与行动的偏离性问题,亟须加以矫正和转变,探索和实践精准互嵌型的政企合作新模式十分必要。精准互嵌型政企合作新模式的特质在于,以贫困农民脱贫需求为中心,以贫困农民实质参与为要件,实现政府与企业实质性、精准性的互动联结,进而走向目标精准、策略共决、利益共享及资源充分整合的深度合作状态。然而,精准互嵌型政企扶贫合作模式的发展在实践中受到利益诉求、政策制度、合作程序及合作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为此,应通过利益目标调适、制度完善、程序优化及环境系统建设等措施应对现实困境,以实现这一新型扶贫合作模式的构建。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农村人口空心化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项目扶贫VS主体培育

扶贫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战,而实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则是这场攻坚战中的"硬骨头"。当下,民族地区扶贫既遭遇着"项目扶贫陷阱",也面临着打工经济下农村人口空心化所致的脱贫主体严重弱化与缺失。依据中央精准扶贫的思想,民族地区扶贫应摈弃先前项目扶贫为主的思路,坚持以脱贫主体能力培育为主、以经济开发扶贫为辅,提升民族贫困地区的内源式发展能力。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重度残疾人扶贫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上蔡县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为例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重度残疾人贫困家庭脱贫是脱贫攻坚战中难啃的硬骨头。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策略可以运用到精准扶贫实践中,并有四个分析维度,即目标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职能整合。河南省上蔡县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是整体性治理运用到精准扶贫的创新典范,具有可复制性,可以从健全机制、统筹资源、提高标准、明确责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提升。     

“精准脱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到后半程,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比较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群率先实现贫困摘帽,但在脱贫攻坚的最后时期,剩余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脱贫难度更大。脱贫攻坚是为了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与减贫存在内在理论逻辑关联。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扶贫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新时代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精准脱贫:问题诊断与破解策略

与非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相比,新的时代背景、空间环境、贫困群体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的"特殊性"。随着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这种"特殊性"主要集中体现为精准脱贫过程中所面临的"短期性"与"长期性"认识误区、"生存性"与"发展性"文化冲突,以及"顽固性"与"脆弱性"劣势积累、"主导性"与"被动性"二元嵌入、"差异化"与"均等化"操作失衡等强化的"志"不足、"智"不强、"治"不均。要实现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取得最终胜利,就应坚持问题导向,正确认识脱贫攻坚"短期性"与消除贫困"长期性",处理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创新民族地区文化形态和加强民族地区青少年教育,调和民族文化冲突,弥合"生存性惯性"与"发展性目标"差异;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扶治"相结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少数民族从"生存伦理"的惯性使然到"发展能力"的主动作为,形塑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精准脱贫的有效社会合力和社会秩序。     

精准扶贫背景下藏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研究

精准扶贫是被看作为了抵消经济减贫效应的下降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它将是藏区新时期扶贫面临的重大改革和工作要求。本文通过典型案例方式探讨了藏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助推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形式,探讨了藏区如何通过产业精准扶贫来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由"输血"转向"造血"的转变,说明藏区完全可以依托特色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实现脱贫致富。     

论精准扶贫战略的整合性建构

精准扶贫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扶贫战略的重大创新,其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同时也面临着现实推进中的认知偏差和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间隙。通过对贫困治理历史脉络的再梳理以及对精准扶贫政策认识与执行中制度间隙的再审视发现,精准扶贫存在因扶贫政策"连续性断裂"而引发的瞄准脱嵌问题以及目标与手段倒置的风险,面临高度技术要求与执行成本边际效应递减的挑战以及效率与公平逻辑置换的隐忧。农村贫困治理应该从认识论意义上贫困的发生与建构、方法论意义上扶贫瞄准层次的嵌合与协调以及价值论意义上目的的普惠与公平的整合性视域下寻求出路。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能力扶贫:农村财政扶贫政策新视角

贫困的本质是能力贫困,而不是收入贫困,我国以收入扶贫为目标定位的农村财政扶贫政策并不能使农村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农村财政扶贫政策应从单纯的收入扶贫转向能力扶贫,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我国金融扶贫的创新与成效——兼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脱贫攻坚阶段,金融作为扶贫开发的支撑和抓手已成为脱贫攻坚战的"重头戏"。金融扶贫有其优势,但也面临交易成本过高的障碍和政府干预过度的风险。针对金融扶贫的障碍和风险,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并取得初步成效。宁夏回族自治区认真落实中央有关部署,积极探索地方实践模式,取得了可持续的扶贫成效。国家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的实践,形成了政治与政策语境下的金融扶贫话语,不仅拓展了金融扶贫的道路与模式,也积累了金融扶贫的基本经验。     

青海省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扶贫攻坚研究

海南州藏区集中了青海藏区所有贫困的类型、特点和困难,藏族人口在全省六个自治州中占比最高,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生态地位、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其整体脱贫对于推动青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青海藏区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扶贫攻坚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创新机制、精准扶贫"作为扶贫攻坚的总要求,通过理念创新、政策整合、特色产业培育、拓展完善扶贫开发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教育培训扶贫力度、强化工作责任制等举措推进整体脱贫。     

精准扶贫方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特别是精准扶贫方略的形成，离不开治国理政的地方实践基础。从知青岁月切身识贫，到利城富乡振兴高产穷县，到带领闽东连片特困地区摆脱贫困，再到主政浙江帮扶致富，直到新时代全面发起脱贫攻坚战，心系贫困群众和扶贫开发，是贯穿习近平施政实践的一条红线，沿着这条红线就扶贫脱贫问题，接续成出题、应题、破题、解题和答题的逻辑链条。精准扶贫方略酝酿、形成、成熟和定型，是习近平扶贫工作实践的历史逻辑和理性认知逐步深化的思想逻辑相统一的产物。     

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内源扶贫重要论述包含激励贫困者"弱鸟先飞"、培养贫困者能力和共享扶贫政策红利三个核心主题,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重庆市巫山、彭水、开州、涪陵、江津、荣昌6个代表性区县的贫困治理,依然存在基础条件不优、致富底气不足、造血功能不强、输血通道不畅等影响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因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贫困治理质量,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要聚焦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在教育上弘扬美德,增强脱贫主动性;在培育上倾斜资源,增强脱贫行动力;在组织上夯实基础,增强脱贫自发力;在产业上科学规划,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在长远发展上,增强脱贫持续力.建立健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脱贫体制机制,切实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治理贫困"和"机会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