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进入新阶段。总结梳理研究状况,对于深化关于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与实现路径、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创新发展等视角,研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从中外治理差异性、制度论、本质论、价值论、目的论等角度,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从国家治理的要素、结构和功能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增强制度自信与完善制度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价值观建设等角度,研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今后,推进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应重点深化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方法、治理格局以及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成效等方面的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通过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增强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是影响制度自信的重要因素。就我国而言,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增进制度自信的关键因素,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了在制度的比较优势中增强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必须深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改革,推进权力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的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治道下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再造

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至为重要。中国传统有着丰厚的治理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安定文化、民生文化、共治文化、心治文化、贤明文化、简约文化。当前,我国治理文化面临着把治理当管治、以知识代替文化、文化缺乏深度、文化的创新性不足、世俗化地理解文化等难题。快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中国治道下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在充分继承、吸收传统治理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培育重塑新时代现代治理文化精神,以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中国治道下的现代治理文化再造也离不开世界眼光,要着眼于中国之道为世界贡献富有特色的中国智慧。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中、在本土自信的高度上来认识。《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举措正是在全局与本土的综合考察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与实际举措,才能够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定语境、关系结构以及发展方向,领会好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丰富意涵。     

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必然要求。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局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妥善应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我国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及政策选择

尽管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放松规制乃至取消规制的呼声此起彼伏,几乎成为世界潮流,但半个世纪以来,规制非但没有被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加强。对于在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规制是否多余?针对日益复杂化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强化政府规制,还是放松政府规制,抑或取消规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清晰、明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集成和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层面构成的一种橄榄型的结构,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相互回应的闭合系统。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大学治理理论及我国大学的治理对策探析

大学治理,是指调动与大学利益相关的各种力量,使他们之间通过权力分割、责任分担与利益分享,共同为实现大学教学科研的目标服务。我国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存在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要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进行治理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建议我国从落实大学的法人地位、建立完善的校长遴选机制、扩大学术权力的地位和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大学事务等方面着手推进大学的治理结构改革。     

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前瞻

按照互联网发展状况及治理情况,互联网治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摸索起步阶段、强化完善阶段、日趋成熟阶段。二十年来,互联网治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形成了"中国经验"。未来互联网治理将逐步推行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安全将是治理的重点,更加注重多方治理,加强法制建设,促长效有机运行。     

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重塑

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村要建成新农村,必须改变农村现行治理结构。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重塑农村治理主体;培育农村良好的治理氛围;选择合理的农村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合作主体的农村治理结构;完善多方共赢的治理机制。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及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启示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以美英大陆法系为基础,其主要特征是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化;股权流动高频率化;企业融资以股权直接融资为主。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主要依靠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与业绩紧密关联的报酬机制对经营管理者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又出现了新的演变与创新。探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体系及发展变化,对我国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